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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06日，2024-07-10 13:15·金台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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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女孩平时就非常爱笑这也让老师和同学们都喜欢她
农民债务，如何毁了民国原创2023-12-27 13:25·成仙的杨四海现代讨论民国，多集中在它的城市与工业化上，一片欣欣向荣。这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假象：认为那个社会还有救。民国90%人口是农民。其生计不仅没有被改善，严格地说比清末还恶劣。即便没有兵荒马乱、水旱灾害的正常年景，整个社会也是村村饥荒。1943，河南饥荒尤其在一年一熟或一年两熟的华北地区，因粮食产量有限。即便再好的年景也照样饿殍满地。导致这一切的根源，是政府激进的西方现代化改革，而脱节中国社会发展速度，从而摧毁了农村，只留下遍地饥民。到1945年：华北农村50%以上的土地实际为城市地主所有。20%农户仅保有不足10亩土地；40%农户持有土地在10-20亩。而当时维系一个普遍5口之家口粮的生命线土地是25亩。也就是说合计60%的农民在民国那种社会条件下是根本无法养活自己，而长年处于饥饿状态。更有20%的农民，即占全国18%的人口，完全处在濒死边缘。1946，湖南饥荒所以，仅从这数据就能想象到那时占中国人口主体的农民到底是什么样。在一个没有避孕措施的旧时代，农村普遍的5口之家：即1老人+2成人+1儿1女，这社会现象是令人恐怖的。它所透露的是：为生存，农民不得不将多生的婴儿给杀掉。在长江地区，普遍采用的方式是：溺毙……讽刺的是：在清末，华北农民还普遍保有耕地在30亩。也就是在25亩土地的温饱线之上。作为农村首领的乡绅（通常是宗族长老），土地基本都保有在100亩以上；到1928年，下滑到70亩；到1945年，进一步下滑到50亩。也就是说：贫困不仅发生在中底层，也包括农村上层，都集体受到严重伤害。导致这社会灾难的直接肇因：是农村大半土地流向城市地主。战乱，只是加剧其发展速度的催化剂。这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民国政府脱节中国社会可承受发展速度的激进现代化改革是促成农村崩溃与大饥荒的主推力。在这里可隐约推论出“高速的西方现代化建设”是以“饿死中国农民”为前提代价的假设，这正是很多懂这段历史的学者，不敢直面触及民国问题的原因。他们不愿讲，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对我们历史补全。使得中国农民陷入饥荒的大半土地流向城市地主，这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土地流转，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最初是个别农民需要钱，而将其抵押给城市地主，所发生的债务行为。城市地主，又以官员为多。一个是官员得到农民用土地抵押需求时有信息优势；第二个是为隐藏自己的财产；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当发生债务纠纷时，其可直接动用政府力量如司法、警察等，强制保证土地交割。所以，成了贷款人的核心群体。城市地主本身并不去看地，因为其生活在城市。可能对于自己持有的地块在哪里都没有概念。反正其手上有地契，以及有专门负责向农民征讨租金的职业经纪人。对于城市地主而言，地契属于高信用凭证的“有价证券”，所以同样可以在自己的城市群里自由流通。所以，其不需要与土地所在地的农民发生多少交集。仍以华北为例：当村里一个农民家庭因土地抵偿而低于25亩生存线后，实际该家庭就陷入了债务循环：即为维持温饱，而不断抵押卖地借钱；土地减少，需要抵押变卖更多土地来借钱生存……直到该家庭完全破产。当一个村的平均土地低于25亩生存线后，实际整个村庄都已陷入债务循环，而无法自救。也即村子里大部分人已破产，沦为饥民。久而久之，土地就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地主手里。在更久远的明末，这种社会自发现象，就已使得农村普遍崩溃。陷入生存困境的农民，又适逢天灾及各类摊费（主要是军饷），于是揭竿而起。明政府动用军队一度镇压下去。但根源问题的存在，最终使其被二次崛起的农民军攻破京城。满清政府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处理这关系帝国根基的大问题时一直很谨慎。这种谨慎方式：就是强化村里的乡绅权限，使其作为村民利益代言人，来平衡潜在的政府与村民利益冲突。所以有清一代的土地流转，因为乡绅的干涉，大都属于村庄内流转。即一村民将土地抵偿给另一村民。这种不外流现象，保证了村庄粮食总量供应与人口的平衡。因村民基本都属于熟人或宗族，所以失去土地的家庭不能为继时会得到富裕家庭的救助。这都依赖：土地不外流。辛丑条约后，清政府也开启了改革，于是土地流向城市的现象也逐渐普遍起来。但由于乡绅的存在，所以还不至于引发社会问题。民国建立后，高级官僚们抱有极大热情试图让中国急速西方式现代化，于是一场摧毁旧农村的运动就此展开。一个是摧毁旧宗教。如河北省定县，将62个村庄里的432个寺庙摧毁到仅剩116个。后来这些被摧毁区，就成了基督教发展沃土。另一个是摧毁乡绅制。改以政府的官僚制来由乡长--村长直接管理农村。使得农村失去了最后调和官民冲突的保护人。在所有地方政府看来，农村只是征税、兵源与服劳役来源地。征税，是第一要务。民国初期的乡绅，是政府视其为农村大户，故可临时应急堵征税窟窿的工具。由于政府征税任务的窟窿，担保村民债务违约而连带作出赔偿等，都转嫁到乡绅个人身上来垫付，从而其财富也被不断掠夺。所以，其并不再如清代一样积极参与政府事业，而巴不得逃避。政府对这种原乡绅的消极合作态度，取而代之的就是寻找农村里的“狠”角色，以地痞流氓为多，委以公职，去强制完成征税与摊派任务。有些县政府对征税实行招标制，然后官员代理人就发明了“围标”，以及不断向下的转包、二转包、三转包等等，现代人并不陌生的操作技术。这些代表政府利益的人出现，极大地加速了土地流向城市，而迫使农村崩溃。所以，到1945年农村土地已大半流入城市地主手里。在很多人怀念的民国城市莺歌燕语与学术自由里，是举国大半农民正处在饥饿死亡线上。这已不再是贫富差距的经济问题，而是直接牵扯到了农民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城市地主不是制造农村常年饥荒的肇事者，但就是问题根源。城市地主又多是官员的现象，使得其社会现象逐年恶化，而非改善。所以，事关90%人口生存的政治大问题，民国政府在当时那种体制与社会条件下，根本无力、也不可能解决。无论处于什么状态，政府都不会去碰“农民债务”这档事。由于无力解决这社会根本问题，于是中央政府就把矛头对准了激起遍地民怨的直观上的“恶霸、土豪”身上。在30年代发起声势浩大的“打土豪、恶霸”的运动，以试图恢复民心。但在这运动时，整个农村的饥荒问题继续加剧。这种加剧现象，就包括为筹备抗日而各派暂时停止内战的10年。在饥饿面前，老实巴交的只能干等死；铤而走险的还有生存希望。于是，革命被源源不断的输出。有时，民国政府扑灭了某一地的动乱。但根源问题的存在，使得举国遍地都是饥民。饥民，又导致遍地失火。这些农民，最终摧毁了民国。……回溯这段历史，会让真正客观论事的人害怕。因为没人能在“西式现代化”与“农村饥民”的矛盾之间，给出任何现实的可解决方案。如果选择前者，意味着就是抛弃后者，容忍社会灾难与带有人为性质的饥荒死亡。如果采取一种渐进式现代化发展方式，让城市新增就业与农村转移人口实现自发性的动态平衡，那么其现代化速度肯定不及其预期。还有，让被深度利益捆绑在农村土地上的各基层官员，这种非主观意愿、但客观事实造成农村大饥荒的人，放弃土地而缓解饥馑问题，至少在民国那种尊重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西方学术理念与现实行政管理里，都不具备任何可操作性。……现在中国已非民国那种状况，而基本完成了城市化进程。所以，现在搞农村土地流转，似乎也不会重复历史上的那种撼动国基的致命问题。当代社会的主角也早从农村转到城市。只是这种社会主角变化，并没丝毫改变“债务破产个人”数量上升所引发社会危机的游戏规则这本质。看了这条新闻(其实是“旧闻”，类似报道每年都有！)，心情是喜是悲？答案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