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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2日,扎在冷门领域的先锋2023-11-29 12:06·中国青年报钮世辉团队 受访者供图《细胞》杂志发表论文的插图,展示了中国松基因组扩张的“单程票”和特异的演化风景。受访者供图钮世辉在实验室,对中国松幼苗进行根的遗传转化。受访者供图中国松染色体 受访者供图课题进展过半,钮世辉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购买实验试剂的钱都快挤不出来了。租用的超级计算机公司来催尾款,他只能打哈哈:“我们这么大的项目,怎么可能欠你钱呢?”那是在2021年11月,钮世辉时任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针叶树遗传育种方面的研究。这名85后学者和团队当时正在进行一个很多人眼中有些“疯狂”的计划——给我国重要的乡土针叶树种“中国松”绘制完整的基因图谱。为了攻克这一难题,项目团队囊括了美国、瑞典在内6个国家11家单位的36名研究人员。从科学层面而言,这并不是项容易的工作,已知的100种松树基因组大小的平均数与中位数均超过了25Gb(十亿碱基)。中国松基因组是人类基因组大小的9倍,是杨树和桉树的60倍。如果将中国松的基因组比作一本“天书”,钮世辉团队要做的是读取其中的每一个段落,再根据上下文重叠,要从2.6万亿个字母中挑出254亿个,推断正确的连接方式,拼成完整的一本书。然而这本书其中许多段落看起来几乎完全一样,文中还没有任何空格与标点符号。这个项目的启动也是迫不得已。针叶树占据全球森林面积的39%,世界木材产量的45%来自针叶树。在我国,木材近年来对外依存度超过50%,而进口木材中超过70%属于针叶材。“往北极走,你见到最后的高大乔木是针叶树。爬雪山,在雪线以下最后的高大乔木也是针叶树。”这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往往只有针叶树能去填补生态位,从而改善那里的土壤、水分、小气候,其他的被子植物才能随之扎根,因此它被誉为“先锋树种”。然而,如此重要的树种,重要科研成果产出却出人意料得少,比如,仅以杨树为材料的国际期刊高水平论文产出就达到了针叶树的近20倍。对于大部分物种来说,基因组测序已经不再存在技术障碍,有数百种植物公布了全基因组图谱,“但一旦涉及针叶树,游戏规则就不一样了”。相关研究受制于遗传信息资源匮乏,被难以完成的全基因组测序“卡了脖子”。在此之前,已有来自瑞典、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的13个团队,自2013年起不断尝试进行挪威云杉、白云杉、火炬松等国际重要针叶树种基因组的组装和注释,有的项目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经过验证,其基因测序结果的连续性均不太理想。这次,钮世辉试图成为领域内的“先锋”。一个领域的寒冬和钮世辉预想的一样,2019年,当他四处递交中国松基因组的项目申请时,毫无悬念地被各种科研管理部门“毙掉”了。“我理解,一个比杨树难60倍的项目,全球十几个团队花了上亿元仍未解决,我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凭什么相信我一个小年轻啊?”钮世辉回想。2010年进入北京林业大学林木遗传育种专业读博时,他的研究方向还是“热乎的”杨树转基因育种,临近毕业,有教授鼓励他转去研究针叶树。“当时听了觉得针叶树真的太重要了,需要有人做。”钮世辉喜欢搞研究。可这一选择险些断送了钮世辉的科研生涯。2018年6月,钮世辉留校任教的第一个聘期到期,面临考核,但他已有将近5年没有新的重要成果产出,发表的寥寥3篇SCI论文都是依靠他在博士期间的研究积累。对于他的考核评价,考核组专门开会讨论。有领导说:“小钮不能不合格,他不合格就成笑话了,大家有目共睹,他对科研充满热情,而且这么努力,(是)整天不放假的人。”他的努力是公认的。在华南农业大学读硕士时,他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南方的一种油料作物麻风树。他几乎跑遍了南方的几个省份,晒得黢黑,在海南的繁育基地进行种源试验,从中筛选出最好的种源,大幅度提升了麻风树的产量。到了博士阶段,转换到林木遗传育种方向需要从头学习分子生物学,他抱起相关书籍,每天早上8点半到实验室,晚上11点才离开,周六周日也是如此。用他的话说,读博的4年里,“去旁边五道口不超过10次”。这种工作状态几乎保持到现在。同事眼中,他是“天生的科研工作者”。在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马晶晶印象里,钮世辉几乎全年都在办公室和实验室做科研,过年也很少回家。假期里,学生们养的树苗等实验材料,都靠他浇水照顾。“大自然有个秘密,只等有人去发现它。而我最先发现了它,如果我不告诉你,全世界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很强的满足感。”钮世辉这样描述科研工作吸引他的地方。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他眼睁睁看着大学里从事针叶树研究的同行越来越少,而其他树种研究工作做得如火如荼。钮世辉坚信,“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坚持是有价值的,“得有人在这。如果没有针叶树,这里一直裸露,大风一刮把土都刮走了,环境是不会被改造好的。”生态系统中需要先锋树种,冷门领域也需要先锋研究者。一个不被看好的项目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人看好这个项目,包括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瑞典农业大学森林遗传学首席教授吴夏明。作为针叶树种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吴夏明曾长期对挪威云杉、欧洲赤松等树种开展遗传育种研究,发表了近百篇论文,被引用次数高达1000多次。2017年年底,吴夏明受聘北京林业大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组PI(主要研究者),希望能为国内针叶树遗传改良尽些力。最初中国松基因组测序的想法并不被他看好。相比中国松,他更希望完成杉木的测序与群体重测序,那是中国最重要的本土针叶树树种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人工林树种。更重要的是,它的基因组大小不到中国松的一半,意味着成功的几率更大。针叶林的研究天生就带“刺”。针叶树是“反模式物种”,不仅个体大小是模式植物拟南芥的十倍至近百倍,生命周期也是它的几百倍。拟南芥、杨树、水稻、玉米等被子植物,已经具备成熟的研究体系,而且相互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针叶树与被子植物在两亿年前就已经分化,差异太大了,针叶树既没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也很难借鉴被子植物的研究进展。“聪明人不干这事儿。”钮世辉曾经测算过,如果对8个中国松的样品进行测序,用同样的研究经费,杨树样品能测440个,拟南芥样品能测1638个。很多研究因为经费限制根本没有办法开展,造成研究基础极其薄弱。马晶晶在校时,实验试剂、测序费用,还有一次性的培养皿、移液枪头等耗材,实验室1个月就是好几万元的开销。不少成熟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工具,因为没有人在针叶树种上成功使用过,需要研究者重新摸索实验的每一个细节。从2016年入学起,马晶晶仅从第一步提取针叶上的RNA遗传信息,就体会到比其他树种复杂。中国松针叶上布满了油脂,会产生很多次生代谢物,影响RNA的提取。为此,她尝试了很久,还去别的团队学习,“一些细节没有注意到就可能一无所获”。钮世辉举例,降解植物细胞壁一般会用到4种酶,而每一种酶又有四五种型号,这在被子植物中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体系,但在针叶树中,选用哪一种有效,用多少量……都需要反复尝试。结果他发现,最有效的酶使用在中国松上,需要达到被子植物用量的20倍才能产生效果。使用植物激素处理时,在失败了很多次以后,他才发现中国松用量至少要达到被子植物的100倍才有效果。“在捅破窗户纸之前,你很难预料差异到底有多大。”钮世辉说。这个过程在钮世辉看来“费力不讨好”——技术似乎很成熟,却又没法直接运用,耗费很大精力把它改造成功了,在他人看来又没有什么创新性。刚开始研究针叶树时,钮世辉曾到过人迹罕至的原始松林,高耸的松树密密麻麻,浓密的绿色包裹着整座山,仅有几缕阳光透下来,显得格外壮美。每到一个育种基地调研,他都会采回几个不同针叶树的球果,办公室和家里书柜上摆满了各种大小的松果。但慢慢地,随着“干啥啥不成”,他和针叶树“相看两厌”,把球果都收了起来,吐槽“这玩意儿,难怪没人研究”。一次孤注一掷地“画饼”时间几乎是所有针叶树研究者的敌人。针叶树从小苗到开花结实通常要数年甚至二十几年,“生儿育女”的育种周期极其漫长。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是每一个针叶树研究者的终极梦想。从转行研究针叶树以来,钮世辉时不时就会想到,自己退休以后,一个年轻人突然跑过来告诉他:“老师,感谢您花了一辈子将育种周期推进了一代,我们现在每两年就能干一轮了。”梦里的他“血压飙升250,一口老血喷10丈”。吴夏明的加入让项目有了眉目,打动他的是钮世辉大量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进展。那时,团队鉴定到一个与中国松年龄信号显著相关的基因模块,其中一个基因被称之为“针叶树年龄分子时钟”,年龄越大的松树中它的表达量就越高,可以很精确地判断松树的年龄。这有望破解针叶树年龄的奥秘;然而,深入研究绕不开它的基因图谱。我国现存的16个国家级油松良种基地,很多是钮世辉导师的导师、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木遗传育种学家沈熙环在20世纪80年代主持建设的。这些良种基地汇集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筛选收集的良种优树,“随着经济发展,很多地方的天然林都没有了,抢救下来了一批,以后再想干这个事就再也干不了。”2019年以前,80多岁的沈熙环先生还跑遍了每一个基地,关注育种的最新进展。然而,近年来随着身体的变化,年逾九十的他不得不减少了外出的活动。相比之下,在海南的南繁中心,研究人员的水稻1年可以繁殖3代。这让钮世辉感慨,这一年的工作换成针叶树便几乎超过了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必须改变现状,“如果世上需要这么一个搅局的年轻人出现,我希望那是我。”随着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取得突破,钮世辉也意识到,技术发展已经积累到了转折点,自己有机会成为那个“搅局者”。“相当于原来的技术每次只能读几百个字母,现在可以一次读1万个字母。”他打比方。但这位副教授彼时能调动的资源极其有限,经四处筹措,最初项目经费只有80余万元。而美国同期竞争项目,投入经费达500万美元,约合3000多万元人民币,瑞典的相关项目更是获得了高达1亿元的经费资助。钮世辉决定先把项目启动再说,也没考虑能发表什么水平的论文。他花了半年时间,考察和游说了七八家测序公司,给他们“画饼”:2005年,《科学》(Science)在创刊125年时,提出了125个最重要的前沿科学问题,其中第66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基因组很大,另一些则相当紧凑?”无论从科学的重要性还是影响力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中国松的基因组项目就有望解决它。“这个项目是有风险、有挑战的,但风险主要在我,只要你支持我把这个项目做成功,它就是个标杆,那是最好的广告。”钮世辉的话很有煽动性,“之后你们出去接任何项目,都可以告诉别人,中国松是我们做的,别的小项目算什么啊?”最终,一家测序公司答应以成本价格为其测序。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算力。“用办公室的台式机去计算,需要至少连续计算50年不关机。”他又瞄上了阿里云,又一通“画饼”,也打动了阿里云的工程师。“他是非常容易能够让别人看到光的人。”马晶晶全程围观了钮世辉的“画饼”,在她看来,钮世辉就像一株松,扎根这一领域,用事实和对未来的展望来感染别人。“松柏男神”,是身高183厘米的钮世辉在学生中的“雅号”,不过他更希望别人关注他的研究。“实际上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时候被各种挫折慢慢磨平了,这种理想主义在某一刻可以被重新唤醒。”在钮世辉看来,这更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项目并未获得专项资金支持,一旦失败,或者迟迟无法突破,这些成本很有可能压垮他。一个巨大的基因组和钮世辉一样站上悬崖的还有李江。这位博士后2018年进入北京林业大学分子设计育种高精尖创新中心的博士后流动站。2020年年初,正在从事白桦转基因研究的他遭遇“飞来横祸”。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李江无法返校,而他倾注了所有心血培育的白桦样本因此全部死掉。此时的他即将面临博士后的中期考核,“没什么东西可以出一些好的成果了,差一点卷铺盖走人。”钮世辉便邀请他加入。“超算的租用是按小时算钱的,每跑一天就要多花几千元钱,而且如此巨大的计算量,以前谁也没干过,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算出来。一旦结果不好或中途崩溃,就前功尽弃了。”巨大的压力压在钮世辉身上,“整个人瘦了一圈”,李江回忆。终于,在超级计算机运算了6个月时,阿里云的工程师在群里通报:“计算结果出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当时的群里显得有些安静。钮世辉顾不上在群里庆祝,他打开传来数据的链接,“感觉一下子稳了!”推算中,组装的连续性指标N50最理想情况应该可以达到500Kb,而计算出的结果达到了2.6Mb,是理想结果的5倍,“大家很兴奋,觉得这个项目没白干。”这个总长度达25.4Gb的中国松基因组,完整呈现了它的12条染色体,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染色体级别的松树基因组。“基因组组装是最重要的一步,但事实上,如果想让它成为真正的实用级别的数据资源,组装只是最简单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是详细地对其中每一个基因结构进行准确注释,相当于把这本写满254亿字母的天书打上空格与标点符号,分成有意义的单词和段落,同样是个艰巨的大工程。然而现实又给了钮世辉当头一棒。“天书”中包含了大量“无用的废话”称为“内含子”,也有存在关键遗传信息的语句“外显子”,识别出外显子并不容易。“针叶树当中的基因离谱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其他生物学证据你很难相信它是一个基因。”钮世辉举例,“针叶树中的一个重要基因长736Kb,它的外显子总长度只有不足1Kb,相当于从中挑出千分之一有意义的部分。这实在很难让人相信,因为其他植物中这一比例是二分之一。”这也让已有的基因结构注释程序失去了用武之地。他手动检查的一个长540Kb的基因,就被程序识别成41个完整的基因,“虽然根据经验它们看上去很像,但实际都是假的。”“团队在过去10年积累的大量中国松基因表达数据成了关键突破口,世界上其他项目组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到如此广泛的样品。”最终,基于来自760个样本的RNA证据,钮世辉提出了一种完全基于RNA数据的基因注释策略,经过不同技术路线20轮的反复测试,最终将完整基因注释率从38%提升至92%。“这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我可以骄傲地说,它是真正可以用的”。基因注释结果显示,针叶树基因组里存在着大量可自我复制的重复序列,称为转座元件,这是一种来自于古病毒的寄生性的序列片段,占据了针叶树基因组含量的70%-80%。用钮世辉的话说,“中国松是在垃圾堆里还能优雅地活着。它12对染色体里,相当于有9对完全是‘垃圾’,没有这些重复序列,松树的生长不会有任何影响。”一段没有回程票的旅程“有一些分析我们自己搞不定。”吴夏明等人协调了来自瑞典等国家的该领域顶尖科学家加入项目组,一共召开了54场线上技术讨论会,往来了678封工作邮件。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一起工作是一种别样的经历。“他们工作极其细致,就是节奏和国内相比有些慢。”钮世辉“吐槽”,“老外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一到周末就找不着人了,还要度假,那是真的度假,完全联系不上。”这让钮世辉有些不适应,“坦白讲,我们的工作节奏很乱,有时候半夜有了一些突破,我们就马上开个会,哪怕开十几分钟。”心里的急迫事出有因。“根本睡不着,最恐怖的是,你不知道经费还能支持你走多远,只知道提前准备的子弹打光了。”经费捉襟见肘,他只能继续“画饼”,拉同领域的其他研究者“携资加入”。“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做得这么好了,成果肯定是国际顶尖的,你也可以加入进来承担一部分研究,前提是带一点经费一起合作。实在不行给你打个折也行。”这名科学家此时又像是一个推销员。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段只有单程票的旅程,一如钮世辉最终得到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他们发现,在物种形成初期中国松的基因组并没有那么庞大,但600万年前,可能发生了一次古老的地质事件,这些原本沉默的可自我复制的转座元件被意外激活。它们大量复制,在基因组中随机跳跃,这对于整个基因组的稳定性来说是一种灾难,不仅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突变风暴,还有可能造成整个基因组的崩溃。为此,中国松演化出了强大的DNA监管系统,密切监视和抑制转座元件的活动,再一次“锁死”了它们,这种“锁死”很有可能同时抑制了这些重复序列的清除。“就像用一个碗扣住了马蜂窝,虽然暂时解除了危险,但再也不敢放手,也保护了它们。”他形容。虽然大部分转座元件都再次沉默下来,但总有漏网之鱼,总体而言,它们仍然在持续缓慢地扩张,“虽然速度很慢,但这就像一道经典的小学数学题:一个水池,一边往里放水,一边向外排水,多久水池能排干?”在针叶树中,转座元件的清除速度低于其扩张速度,是造成针叶树基因组巨大性的根本原因,导致中国松基因组的进化方向是一直膨胀下去,没有回程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科学》提出的66号问题。2022年1月,他们的成果正式以《中国松基因组和甲基化组揭示了针叶树关键特征演化》为题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Cell)上,这是该期刊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裸子植物研究论文。至此,整个项目只花费了220多万元,远低于国际同类项目。令钮世辉意外的是,论文的审稿意见中,审稿人用“详尽、透彻”等词语形容了他们的研究,并评价道:“他们开创性的工作表明,目前已知最大的基因组的从头组装现在已经变得可行。”这一进展引起了林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入选了中国林学会评选的“2021年林草科技十件大事”,此后陆续入选“十三五期间林草科技十大进展”,以及《植物学报》评选的30项“2021年中国植物科学重要研究进展”等。去年,钮世辉也成功晋升为教授。他熬了过来,在困难和逆境中,松树给了他精神上的支持。这是写在松树的基因中的,前述研究发现,松树基因复制带来的基因冗余性赋予了针叶树更强的适应性,其中包括了抗逆性相关基因的大量积累,为针叶树卓越的抗逆性提供了遗传基础。一张热起来的“冷板凳”像“先锋”的针叶树改善局地生态一样,坐了8年,钮世辉把“冷板凳”焐热了。他们组装的中国松超大基因组数据,已经完整地提交在中美两国的国家基因库里,目前还在不断更新,即将发布更准确的2.0版本。数据发布1年半以来,国内外很多针叶树研究者都开始利用这个平台和数据开展研究,“并不限于中国松,是所有的针叶树研究。大家对一个高质量的遗传信息参考早就望眼欲穿了”。这一成果显著降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门槛,让更多的人敢于参与进来。基于此,加速育种周期,让树木早点开花结实;抑制行道树的开花结实,减少对其花粉过敏的问题……这些以往应用在其他树种上的技术,未来也有望在针叶树上实现。钮世辉的突破直接推动了国内针叶树研究进入“后基因组时代”。他希望更多的研究者能进入针叶树的研究领域,让研究者能相互分担试错的成本,“试错的努力是别人都看不见的,但会消耗大量的精力,别人只看到你的成功。”平均下来,钮世辉每尝试4个方向的探索,才有1个能够有所进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在钮世辉看来,科学研究厉害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人取得了突破,就能以文献的方式记录下来,每一点进步都不白费,后人的进步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发展。但对于坐在“冷板凳”上的研究者,他还是希望政策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冷板凳”之所以冷,就是因为它失败的几率会更大。因此,要避免“板凳还没坐热就被抽走了”。一旦科研人员被各种“非升即走”和考核束缚住,为了应付考核,“做事业”就只能沦为“做项目”。但是如果要把科学研究当作事业,就要选择真问题。“这就需要‘冷’板凳上有人在坚持,如果长期没人坐,外面的人就慌了,更不敢来了。后面的人再想坐,就要从头再来,板凳更冷了,陷入恶性循环。”钮世辉承认,也许10年、20年才能把一个板凳慢慢坐热,也许10个人里面只有1个能最终成功,“在冷门领域坚持下来的,都是英雄,这是属于科学家的英雄主义。”一个解决难题的人钮世辉正在寻找自己扎根的下一片土壤。最新的目标是松树松材线虫病的发病机理。这是全球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具危险性、毁灭性的森林病害,被称为“松树的癌症”。至今我国已有几亿株松树因松材线虫病死亡。不过,松材线虫不能自己传播扩散,必须依赖媒介昆虫天牛在取食嫩枝树皮的时候,将体内携带的松材线虫传入健康松树体内。钮世辉介绍,“这种虫子3天繁殖1代,刚传入我国时气温低于10℃它就无法繁殖,短短40年,它已经在东北-20℃的林区被发现了。”目前,这种病害还在持续北扩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松材线虫病疫区达到了701个县,而2018年这一数字是316个。“这是国之大事,我怕再不研究这个问题,几十年后我的研究对象就没了。”钮世辉说。钮世辉一心扑在科研上,妻子难得和他见一面。她是一名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平日里也很忙。每当钮世辉遇到困难时,她就“画大饼”——“我相信你肯定行”,而当钮世辉取得了一些成就,她就马上“泼冷水”,告诫他不要膨胀,“你不是个聪明的人,你只不过比别人更努力,现在终于有了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抓住。”更多时候,她给钮世辉的是默默支持。以往钮世辉给自己定的闹钟是晚上11点提醒自己下班,现在改到了晚上9:45,“不过很多时候还是顺手就关掉了闹钟。”周五晚上是两人约好的“fish day”,钮世辉会早早回家,为妻子做爱吃的鱼。做科学研究深深地吸引着钮世辉。他觉得看电影打游戏还没有读文献有意思,“每解决一个问题,大脑里的奖赏机制也在奖赏你。”课题组的研究生也都成了实验室的“钉子户”。每当有人联系想要报考他的研究生,钮世辉都会回一封邮件“劝退”,大意是针叶树研究非常困难,成果产出很慢,要慎重地去对待这件事,“只要努力,我们肯定能产出好的成果,但跟杨树比我们就是要慢一些。”等学生进了课题组,钮世辉从不要求学生打卡,同样用他最擅长的“画饼”:“做出它来,你就是佼佼者,站在国际最前沿。”马晶晶印象里,课题组师弟师妹们就和松树一样,充满了韧劲,“哪怕实验失败了很多次,但是大家都不会说不做了,要退学或者是要换方向。尽管几乎每个人都找钮老师哭过。”“什么是科学家?就是让难的问题变简单的人。”钮世辉说。“为什么松树的叶子一年四季都不落,是什么机理让它是常绿的?为什么松树一定是在春天开花,不在秋天开花?为什么松树有一些枝条上会开花,但是有的枝条上面就会长针叶?松树怎么知道它哪个枝条要长花,哪个枝条长针叶?”直到今天,马晶晶还记得入学第一天,钮世辉给她提出的一串问题。在钮世辉的电脑里,存放着一个问题列表,这个列表里现在有97个问题。这是他参加工作至今10年里攒下的,他笑称,近几年很可能是自己“智力的顶峰”,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想到什么问题觉得重要就记下来,解决一个就把它标红。有的尝试过,目前技术还无法实现,他就让它静静躺在列表里,时不时看一看。目前,列表里已经有了10行红字。在钮世辉的办公室,摆满松球的书桌后面,挂着导师陈晓阳书写的一幅字,“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妆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这是我国第一任林业部部长梁希的寄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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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科技披露半年报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03亿元同比增长2.55%;净利润5513.76万元同比增长64.35%;基本每股收益0.05元

他用半生情缘,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恋歌。底气何来?供货价低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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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罢补)们(惭别苍)不(叠耻)过(骋耻辞)是(厂丑颈)一(驰颈)群(蚕耻苍)狗(骋辞耻)而(贰谤)已(驰颈)!”

后来,工作之余他开始仔细观察,慢慢就发现了其中的门道:要想在这儿赚大钱,得当老板才行!这是第一部中国古代金银器通史,扬之水说:它们就在那里,只等我叫出名字原创2024-01-13 09:10·上观新闻一部《中国金银器》,对于中国金银器的研究堪称一次文化史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器中发掘对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进而考察它们的发展脉络。面对沉默无言的出土文物,要做到一一引证有据、名实相符,此中艰难甘苦自知,按作者扬之水的话来说,只为一个最朴实的初衷:“它们就在那里,只等我叫出名字。”扬先生的这本书中,构成叙事的器物图四千有余,绚烂如宋人的青绿山水长卷,它们都是她多年来在各地博物馆、特展中亲见目验的,后经仔细观摩思索、多方求证古籍文献后才下笔撰述。在由沈从文开启的“名物研究”中,扬之水通过融“物”入“文”入“史”的书写,赋予金银器以生命的气息。它所承载的文化史意义,正所谓“堪值等重之黄金”。此为“名物志”系列访谈之五。《中国金银器》扬之水 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金银器兼具富与丽双重品质上书房:“为金银立传”想来十分艰难,《中国金银器》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物,细数到清代的金银器物,用李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为《中国金银器》作序者)的话说,“需对古代文献与工艺技法了然于胸,又能用清隽的文字描述繁华奢靡,还要对市井生活的气息和颠沛流离的苦难有深切的同情,难为的事,扬之水自会去做”。这件事有多难呢?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金银器》是第一部中国古代金银器通史,囊括了器皿与首饰,着眼于造型与纹饰,究心于美术和工艺、审美与生活的关系。金银器兼具富与丽的双重品质。首先它是财富,其次它是一种艺术形态,然而通过销熔的办法又可使之反复改变样态以从时尚,因此人们并不存心使它传之久远。相对于可入鉴藏的书画、金石、玉器、瓷器之雅,金银器可谓一俗到骨。它以它的俗,传播时代风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被人贪恋和追逐的角色。与其他门类相比,金银器皿和金银首饰的制作工艺都算不得复杂,这里便格外显示出设计的重要性。在古典时代,这种不断开掘构图元素的创意,该会为追慕时尚的人们带来特别的欢愉。上书房:您在《中国金银器》的“后叙”中写道:“一部书稿完成后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一部尤其如此,因为它是我此生最费心力的一部书。”我脑海中浮现出您自2003年发表首篇研究金银器的文章《明代头面》以来,整整二十载无数次目验文物、埋首古籍的画面。您陆续出版过《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奢华之色》等研究金银器的书籍,《中国金银器》是否为集大成者?扬之水:自师从孙机先生问学始,老师就告诫我: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去写文章,否则不要动笔。这一教诲我至今牢记。《中国金银器》不是之前几部书的“集大成”,而是各有侧重。比如作为附录分别收在《奢华之色》各卷的《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罚觥与劝盏》等专论,在《中国金银器》里只是用了文章的结论,并未展开讨论。可以说,既往我做过的诸多个案研究,是《中国金银器》的基础。上书房:您对器物的诠释方式很独特,所采用的既不是考古学的专业术语,也不是登记物账所使用的周备的记述,这样的理解对吗?扬之水:我所研究的金银器史,建立在对艺术语汇发生与演变的观察和分析之上。我力求呈现两类语言:一是“物”,用造型和纹饰表达自身的艺术语言;二是“文”,是人对物的命名,此中包括对物之本身和物所承载的意念之理解。对这两类语言的解读,便是本书最基础、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我想借此回到历史现场,复活古典的记忆。因此审视研究对象之际,想到的首先是它的设计者和制作者,然后是它的使用者和欣赏者,所以书中宏观的判断式论述并不多,只是力求每一个判断都有足够的细节作为支撑。扬之水手稿拼缀起曾经的生活图景上书房:您从研究古诗词和古典文学中的“物”开始,聚焦研究过香具、字画、家具等等,研究哪个品类的物是最带劲的?您偏爱哪个朝代的“物”?扬之水:对我来说,不存在研究某一品类的物“最带劲”,更不存在偏爱哪个朝代的“物”,因为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会去写文章,那么最有吸引力的自然就是所谓“不知名物”。引领我步入名物研究的是孙先生,当然也对我的研究最有影响。不过孙先生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名物,而是文物考古,文物考古是统领名物的。上书房:给我们举一个您为古物定名的例子?扬之水:先举一个对于香事研究的例子。我对香事的关注,始于21世纪初年,源自通读了《全宋诗》之后。主要想法我写在了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香识》的后记里:“中土香事原有着久远的传统,一是礼制中的祭祀之用,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焚香。魏晋南北朝时期随佛教东传的香事之种种,不过是融入本土固有的习俗,而非创立新制。至于两宋香事的兴盛发达,却是与高坐具的成熟密切相关。其时士人的焚香,原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后世看的是风雅,而在当日,竟可以说风雅处处是平常。”“香料以及香料贸易的话题——食品调料与洁身除秽之香,也都包括在内,在域外并不寂寞,此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敏感的学者不会轻易放过的。相比之下我们这里就冷清得多,特色独具的香事连同香诗竟被遗忘了好久。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情景。只是相对于今日之热闹,仍不能不感慨当日撰写这些文字时的孤寂。”这一研究过程当然充满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20世纪70年代末,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出土“中兴复古”香饼一枚,我在2004年考证它为内家香。2015年1月我前往常州博物馆参观,特别向馆方提出请求看一看这枚香饼。原来它入藏后一直被称作香篆,馆里人说,因为搞不清质地,分类保管的时候就归在陶器了,又因为不知道此物的重要,没把它当回事,专家来这里定级文物的时候,都没把它拿出来。那次我终于得见香饼真身。灰扑扑不辨质地的小小一枚,没有任何气味,模印的“中兴复古”四个字清清楚楚地隆起在表面。古物拿在手里分量极轻,历经八九百年风尘,一霎时竟入掌握。翻过来,我意外发现背面一左一右模印着两条蟠屈向上、身姿相对的龙,此物出自禁苑,这一点完全可以确定。几个月后,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香远益清——唐宋香具览粹”展览中,“中兴复古”香饼便第一次登场展示在公众面前了。就此成为名品。“中兴复古”香饼 常州武进村前乡南宋墓五号墓出土上书房:金银器研究领域,也有这样难忘的经历吗?扬之水:进入金银器研究的领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入口在什么地方?回想起来,当是看到《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的金银器卷中收录了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中的一大批,其中对器物的定名多令人疑惑。比如被称作“发插”的20件元代饰品很可能是耳环;又所谓“金镂空双龙纹头饰”似为梳背儿,诸如此类。机缘凑巧,我在2005年5月受邀前往湖南省博物馆举办对于明代金银首饰的讲座时,馆方提供库房观摩之便,看过临澧柏枝乡南宋银器窖藏之后,我向馆方提议合作研究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的课题,两位馆长当即表示支持。由此,我开启了湖南十个县市的观摩窖藏金银器之旅,接着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与湖南省博物馆的合作课题。亲抚实物,证实了之前我在阅览图录时的推测,对制作工艺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在现场我有很详细的观摩记录,后来大部分成为《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书中的内容。书里我为首饰和器物的定名,如今已经被广泛采用。其中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发现,参观株洲博物馆时,在展厅里看到出自攸县丫江桥元代金银器窖藏的一枝金簪。簪首绕图一周是枝叶纷披的朵朵菊花,花丛间一个山石座,座上一个金盆,略略俯身的一位女子,双手伸向金盆。展品说明作“金盆洗手图金簪”。“金盆洗手”是近世的一个俗语,有约定俗成的意思,用来为这枝金簪纹样命名,显然不合适。那么这一“金盆洗手”的场景究竟取自什么故事呢?归来后从文献和图像中寻找线索,找到宋元绘画中与金簪纹样一致的《浣月图》及明代的一幅《金盆捞月图》,而元散曲中正有与此情景对应的歌咏,题作《掬水月在手》。可知丫江桥金簪的取材是来自当日流传的同题绘画,即“掬水月在手”诗意图。上书房:这样的考证过程,是否很有成就感?扬之水:考证到了这一步,我仍觉得不够,似乎仍未找到源头。于是追源溯流一步步推进,终于勾画出了从诗歌到图画、由唐宋至明清,“无声”与“有声”互为影响、互为渗透的一个纹样传播史。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这一条线索使我们有可能拼缀起曾经有过的生活图景,并发掘出把诗意凝定为各种造型艺术的才智和匠心。”有评论说,“这篇论文是同时在文学研究和文物考证两方面取得成果的典范之作”,我很感念这样的认可。金掬水月在手图银脚簪 株洲丫江桥元代窖藏看到它感到一阵狂喜上书房:刚才您提到“线索”,在梳理线索、为器物定名的过程中,发现“关键线索”是否需要一些“运气”?扬之水:我再讲一段没有披露过的故事。关键证据的发现,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最觉有趣的事。2012年3月我发表过一则《读物小札:人胜·剪綵花·春幡》,但总觉缺少关键物证。2014年初春,浙江省博物馆动议举办定州两塔文物展,我受邀随同考察,得以亲抚定州博物馆藏品,于是在观摩现场我发现了——应该说是认知,因为它久已在彼,只等待我去叫出它的名字——实物证据“宜春大吉”银春幡。这件文物很不起眼,出土以来未见介绍,更不曾展出,原本是不在入选之列的。当时的心情,不妨用“狂喜”来形容。之后又发现出自宜兴北宋法藏寺塔基的镂花银饰片,饰片中间一方用于装饰吉语的牌记,其上打制“宜春耐夏”四个字,便可以立即断定它是春幡,南宋杨万里所咏“綵幡耐夏宜春字,宝胜连环曲水纹”,正是此类节令时物。联系之前看到的不同时代的相关实物,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呈现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金钗斜戴宜春胜》,可以算是为时令节物春幡胜立传,它也就是我为自己订立的目标之一:名物考证应该包含着多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春幡 江苏宜兴北宋法藏寺地宫出土上书房:听说您去参观文物展总能看出“故事”?扬之水: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是追踪看展的结果。2013年,我参观了一场“金色中国:中国古代金器大展”,金器展陈规模空前,近半数器物不曾发表,更不必说公开展览,真是远远超出预料。满载收获的同时,也引起我的许多疑惑,如蕲春明荆藩王墓出土的一批金银首饰,在展览说明中出现这样的器物名称:“金球”“金镶宝石浮雕骑马交战头饰”“金镶宝石善财童子簪”……虽然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为器物命名,如上述三件器物为“金穿心盒”“三英战吕布银鎏金满冠”“金镶宝观音挑心”(挑心是明代簪的一种),但终究还是隔着展柜,细节不能完全掌握。特别是“金镶宝观音挑心”,从纹样特征来看应该是传统题材“鱼篮观音”,总觉得器物缺少一个关键道具:鱼篮。2015年,我在蕲春博物馆看到一件文物“银篓里放金鱼”。此物取出来,我一眼认出它正是“金镶宝观音挑心”上面的构件——鱼篮。那么毫无疑问,这一枝挑心的纹样是鱼篮观音。然而博物馆的书记道:“鱼篮在,观音走了。”原来“金镶宝观音挑心”今藏湖北省博物馆。我当然还要继续追寻文物。2016年5月,我又往湖北省博物馆,在库房零距离观摩此物,一方面可以肯定自己的推断,一方面看到了器物的更多细节,因此丰富了对它的认识。于是我为出土于明荆藩王墓的金银首饰一一定名,并促成它在浙江省博物馆以全新面貌展出,展品说明和同名图录中的器物名称及纹饰解读,大部分取用了我的意见。如今,这些定名更是广为普及,而为公众采用。面对名物考证通常没有“知识版权”的近况,我想,考证成果被“公有化”,就是对我的工作的最高奖赏了。金镶宝鱼篮观音挑心 明都昌王朱载塎夫妇墓出土 《中国金银器》卷四用名物学建构新的叙事系统上书房:这些年,随着“考古热”来袭,人们似乎越来越关注名物研究,其中有什么样的文化含义?扬之水:我觉得,当前人们关注的研究对象是“物”或曰“物质”,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名物研究,从事者还不多。图像、物件、材质,普通的词汇如今都进入了思考的深层而被赋予理论色彩,由是生发出艺术史领域里层出不穷的伴随着新式表述的话题。而我所理解以及关注和研究的名物之“物”,就是器用,并没有哲学意义或理论色彩。面对某物,最直接的问题必是:“叫什么名字?有何用途?”面对有叙事性的纹饰,最简单的问题必是:“有什么故事?”当然,问题很简单,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而乐趣也在这里。上书房:名物研究如今有什么新的方式方法?扬之水:所谓“新的方式方法”,其实依然是从传统方法中生长出来的。我把它总结为定名与相知。对于“定名”,我以为,对“物”亦即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当然所谓“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里面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所谓“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某器某物在当时的用途与功能。我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希望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能够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在文学、艺术、历史、考古等领域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重温古典。文史研究要有闲的一面上书房:科技加持之下,名物考证会变得比以往容易吗?扬之水:近年来,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天的名物考证比以往增添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不过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的“金手指”也无从索检的,何况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也不是依凭“技术的加持”就可以解决,究竟还是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上书房:这么说来,新时代的文史研究对学者的要求反而更高了?扬之水:确实如此。我想到谢泳的《新时代的文史研究》一文,其中说道:“现在电子检索文献极方便,但我还是喜欢读书,因原始读书有阅读快感,原先记忆中存了的问题,读书过程中遇到了,发生联想,再去检索,然后解决。”谢先生说:“电子检索的先决条件是你得先产生观念或将相关问题浓缩成语词,但有趣的文史问题,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没有直接关系,一望而知则无研究必要,如何建立这个关系才见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产生的问题是不是有研究价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为一个智力问题。直接的问题易于使用电子检索,知识性的问题最适合机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术工作,而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文史工作和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区别,它一定要有‘闲’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过分直接,易索然无味。习见知识,机器时代,实在无必要再说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实,但求‘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梁启超、胡适他们总强调学术研究的趣味,就是这个意思。”所云令人深有同感,特别是“原始阅读仿佛艺术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趣味”,学术前辈是这样,自己也以亲身经历参与了同样的体验。上书房:您近期在从事什么研究?扬之水:我即将出版一本《诗歌名物百例》,出版方仍是生活书店。写作这本书的动因,源自老同事刘跃进执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时的叮嘱,即编纂一部诗歌名物词典,解决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他的建议很叫人心动。然而时日迁延,我从在职到退休,从少壮到古稀,计划始终停留在计划阶段,总觉得时机尚不成熟,因为所知太少,未知太多,前者是滴水,后者是海洋,因此这一计划此生已是无望完成。今以“百例”的面貌出现,是源自生活书店掌门人曾诚的提议。古诗歌名物之所谓“物”,大致有两类:其一,天地自然之物;其二,设计与制作之物。《诗歌名物百例》乃着眼于后者。以诗为媒,我们会得古人投射于“物”的心思和情感;以“物”为媒,我们解得诗之所咏与所叹。在诗与“物”的契合处,我们得以与古人之诗笔通灵。可以说,这是自家做过与诗歌相关的名物考证之缩略版,即将长篇考证瘦身为几百字的词条而以图见“物”。栏目主编:顾学文本文图片由出版社提供来源:作者:栾吟之《角头2:王者再起》在线观看冲免费高清完整版西瓜视频冲叠顿手机电影...

宗祠第叁进的门窗木雕全是花瓶有六角、八角、半圆、菱形、大口、长颈等各种形状刀刀细刻精致异常瓶身还刻有四季花卉梅、兰、竹、菊、牡丹、玉簪、海棠……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里原先共有100幅花瓶可惜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48幅我在里边反反复复看了许久真是爱不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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