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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19日，可是他忘了，当初结婚时候，一贫如洗的那个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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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宏村
就这样，她跟着建林到了家里，开始带宁宁。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原创2024-01-12 12:50·新京报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或多或少都有被祖辈抚养的经历。（研究显示，一直以来，隔代抚养都是我国家庭跨地域、跨阶层的儿童照顾主要模式。）对很多孩子来说，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比对父母更亲近、熟悉。与年轻忙碌的父母，祖辈往往更慈祥、宽容，祖孙之间形成了深深的依恋和羁绊。他们愿意为孙辈倾力付出，在最开始的几年，甚至会放弃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照顾幼儿。但因为衰老，他们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幼儿旺盛的精力和迟暮的老人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们总有一天会永远离开。她叫温美芬，他叫杜芳耀，因为外孙女的出生，他们离开重庆前往成都，在这里养育女孩吴为长大成人。因为学业的缘故，女孩没能在两位老人离世的时候守在身边，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离开与告别。“我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睡，摸着外婆的耳垂睡得最好。后来长大了，妈妈让我分开睡，我睡到自己房间的小床，第一天晚上我和外婆都没睡着。夜里睡不着时，我最喜欢端着小板凳，跑到外公外婆的房间，听他们的呼吸声，每次声音太轻，或间隔太长，我就担心他们死了。”从展览《芬芳一生》到书籍《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这个普普通通的90后女孩，为自己同样普通的外公外婆，用诗歌、照片、脚印，留下生命的最后印迹。在故地寻觅他们的身影，拜访他们教过的学生，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日复一日坐在他们的房间里……女孩以摄影师和记录者的视角，一点点追索和记录外公外婆的生命痕迹，也重新认识了外公外婆更为完整的人生。这段生命的旅程，既是吴为这个被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的曾经，同样也是每一个被隔代抚育孩子曾经的写照。把外公外婆留下的 X 光片贴满家中的窗户。“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外公2013年6月8日清晨去世，他走时我在重庆。外婆2018年12月21日晚间离开，她临终时我又在北京。我两次赶回家，他们都已不可拥抱、不可触及。”两次猝不及防的别离，让这场生命最后的告别变得令人难以接受。吴为的外公外婆都是重庆开县人。1992年，吴为出生前，他们离开重庆，到成都照顾吴为的妈妈，守护吴为的出生，直至养育吴为长大成人，“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他们的消失让我无从接纳。”我花了些时间，去到外公外婆生活和工作的老屋与县城，倾听他们年轻时的故事。我数次重回一起居住了十七年的家，浸入陈旧的时空，打开封存的遗物，整理他们的人生，将曾经为外婆拍摄的照片，放入现在的房间。还前往共同旅游的景点，站在原地拍摄，将现有空间、如今的我和过往的旅行纪念照三者叠加，创造虚构的真情。我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芬芳一生》，献给他们。2020年3月24日，吴为回到成都过去的家中，开启了一场有对于昔日的寻觅和记录。从《家族小事》家族史记，《芬芳一生》影像画册，到毕业展览，再到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展览，以及《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的出版，吴为一次次梳理着外公外婆的人生，也梳理着自己和外公外婆共同生活的记忆。我在故地寻觅他们的身影，拜访他们教过的学生，抚摸他们穿过的衣服，点亮儿时的烤火炉，日复一日坐在他们的房间里……我运用摄影和文字所做的一切尝试，无非是想和他们产生更多的关联，创造属于我们再续的回忆。尽管他们已经逝去，但思念常在常新，真爱永恒不灭。这是一场有对于爱与亲情，记忆与泪水，思念与创造的漫长旅程，从“吴为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到“我们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吴为既坦诚面对了自己的情感与内心，也难免受到一些诸如“吴为对芬、芳二位老人的爱，在无数遍言说之后，还是否饱满”“说出来的爱，拍出来、写出来的爱，还纯洁吗”的质疑。她说：“外公外婆在世时，我的成长由他们步步护佑，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然奉献在对我爱的栽培之中。我常在想，《芬芳一生》带给了我什么？外公外婆想借由它，告诉我什么？死亡和分离会在生命里周而复始地上演，如果我无法理解它、接纳它，因它而沉溺痛苦无从自拔，那人生太艰难了。也许不需要那么多重逢，在一起时，刻骨铭心，分开时，不必回头。”“这个创作是2021年5月10号第一次见到大家。”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研究生毕业展中，《芬芳一生》首次与观众见面。吴为展出了外公杜芳耀和外婆温美芬的遗物，还有他们曾经居住过的旧屋。作品的名字，也取自芬、芳二位老人。16次群展，4次个展，陆陆续续的，这个项目已经参与了20次展览。而吴为今年将会参与的，是一场对于告别，思念和生命艺术的展览“Re-light重新被点亮的生命丰碑”，展览的目的是“重新思考告别”。《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吴为 著，乐府文化丨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2月版。回一趟旧家，这个项目就真正完整了新京报：你和外公外婆曾一同居住过的家，是什么样的？吴为：现在记得的好像都很零碎，有些很模糊，最早生活的家记忆里已经不太有。但是很神奇，你会看一些老照片，看到家的场景，然后你会有一点点印象。据说那个时候，我们家都没有钱买凳子，来的人就坐在报纸上面。我的第一张钢丝床是外公外婆用自己的退休金买的，从成都的百货商场，一层一层搬，搬下来之后又舍不得打那种的士送回家，所以又自己在街上扛着走。听妈妈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有画面：感觉两个老人还比较健壮的时候，扛着我的钢丝床——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的小床，到东风路北一巷。我跟我的青梅竹马都住在那里，他比我大9天，我们两家的装修一模一样。外婆温美芬和外公杜芳耀。来北京前，我带着我的书，回了一趟东风路北一巷，请了成都的一个摄影师朋友，在那里帮我拍了一些和书一起的照片。我说：“这样，这个项目就真正完整了。”以前的家已经被别人住了，也不能进去，我就偷偷摸了一下房门，然后跑到天台，在那儿读了一首诗——给他们读了书里的诗。感觉天台离他们特别近，好像有个天线可以接到他们的天线一样，就想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妈妈站在衣柜前把外公外婆的衣服从左到右翻来翻去妈妈你在干吗我摸摸我的爸爸妈妈——《翻衣服》那张我小时候和外公外婆的合影就在东风路北一巷的家里。两个皮沙发，现在在舅舅家里。后来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就最想回到东风路这个家去。我当时原本不是想用这两个凳子，我是想用这两个沙发，我想把这两个沙发搬回到这个场景，把这个小圆凳也搬回去，但这个家已经辗转被其他人住过了，我就觉得不对了，那不是我的家了。我就算找到关系再回去，也不是一件事情了，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小时候和外公外婆的合影。现在的我们。新京报：八岁的时候搬离了这个家？吴为：在东风路北一巷的时候，我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搬进去的，大概一两岁吧，住到8岁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们）搬到南和苑，南和苑就是拍摄的这个家。我们一起住了17年的时间。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因为外婆是数学老师。我一年级的时候数学还能考100分，到二年级我就开始只能考70多分，因为我的脑子不太能接受30加多少等于100这样的题目，我没有办法答出中间那个数字，我的思维很机械，我就空了整组题没有做，只考了70多分，就被请了家长。老师都以为我是故意不答题，其实我是充满困惑，不知道中间那个数字应该填什么。二年级的时候，我背着我的书包，很沉重，不敢上南和苑的三楼，看到那个门的时候觉得很恐惧，所以印象很深。我的小学在府南河边，我的初中、高中都在河边。府南河是成都的母亲河，我的小学基本上都是他们骑三轮车送我的，我有的时候有点害羞，有一种小朋友的虚荣心作祟，不想让其他的小朋友看到我是两个老人骑着三轮车送来的，感觉不太酷，希望是被汽车送去的。但就会记得在外婆的怀里，坐在三轮车后座的很多场景。真正开始整理过去，是个很直观的过程新京报：是什么让你想到要把和外公外婆生活的一切记录下来，把它变成一个项目？当时发生了什么？吴为：最原始的初衷就是因为毕业是一定要有个毕业创作，我是图片摄影创作专业。它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那会儿我根本没有想过，就知道我想做一个和外公外婆有关的创作，我就拿着这个去跟老师谈了。那个时候老师感受到了，如果我不做这个东西，就过不去了。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其实中途很困难，拍不下去想要放弃，我和老师说：“我要去东北，要去东北拍纪实项目。”因为我特别喜欢东北。但她会说：“你要坚持一下。”所以缘起我觉得是一份情感跟一个机会。毕业创作我觉得是所有创作空间里能遇到的最好的机会，你去整理遗物，家人不会说你有毛病。你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创作时间，有一个很完整的创作空间，还会得到学术支持——学校会给你很多帮助，老师会给你指导，还会跟你一起讨论。你就会感觉到，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疫情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虽然这样说是不恰当的，但它让大家都在家里。我有段时间去做《家族小事》的采访，因为它本来就是跟家有关的项目，所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接触家人，跟家人互动谈这件事。外婆的缝纫机。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在拍摄的过程中，情感上发生过一些转变吗？吴为：我是2020年3月24日第一次回的家。在这之前做了一些《家族小事》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摄影调研，基本上把网上我能查到的所有和家庭有关的东西都看完。无数个文档指向了不同的大家是怎么做的，对于妻子的，对于子女的，对于父辈的……也不仅是摄影类的。真正开始整理过去，那是个很直观的过程。从2020年3月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4月回学校。这一年的拍摄是断续的，有的时候哭累了，我要停几天，写论文停几天，骨折了那段时间完全没法拍，骨折好了之后就密集地拍，所以有些时候强度比较高，可能会连续工作5天，然后我会缓个3天。像鸟笼，因为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车库里挂2个，楼上挂了很多个，有的鸟笼一碰就已经朽了，所以你需要高度注意。外公的鸟笼。报纸有很好玩的故事，收废品的阿姨每天都虎视眈眈，就那么站着，因为我不喜欢关车库，都是开着门拍的。她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她每天都问：“你还有好久，妹儿？”她就想收走，最后我让她都收走了，就特别可爱。我并不是在做收纳，现在我也会烦恼说我以后要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但我当时满脑子都在想哪些东西我要拍摄，或者哪些东西会击中我。最早的时候，我都是从情感浓度来选择。我看到小黑布包，我百分之百要拍的；我看到鸟笼，会让我想起非常多童年的故事，我肯定要拍；我看到外公的烧七单，我看到外婆的死亡通知书——那些是瞬间就把我整个人击垮的东西，我完全是凭借那样的情感主导我。妈妈外婆最后几年的鞋在哪里呀你不记得了吗外婆最后几年没怎么穿鞋啊——《忘了》我的整理不是遗物整理。我不是要把这个房子清空，我只是在里面寻找跟我的回忆有关联的东西，以及把它汲取出来的一个过程。我有个阶段是很崩溃的，如果我每件衣服都要拍，每一双鞋垫都要拍，我说：我这得拍到什么时候去？所以才有了那些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图。一堆鞋子。我不再执着于记录每个物件，而是将它们分类整合，展现这些物件的体量，也让观者产生视觉的新鲜感。在很后期，我真正开始去思考。我说：我不能这么搞了，我不能一个一个鸟笼这么拍了。我怎么能让大家明白我外公爱养鸟，而且这张图好看，能够有力量又有说服力，从影像角度是立得住的……就会开始思考很多这样的问题。衣服、鞋是最困难的，卡了几个月都拍不了，不知道该怎么拍。因为衣服太多了，摆在那个地方特别不好看，不知道怎么有造型感，每次摆在那里，拍了几个月都拍不好。老师就开始给我找各种案例，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拍的，怎么造型的，以及帮忙做调整。我把柜子里的衣服给拿出来，这些东西是家里的阿姨帮我一起堆的。送走了我外公外婆以后，阿姨已经不在家里做了，但她跟我们家十多年，这次也来帮忙。阿姨说：“我想来帮你。” 这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由头，它变成了一种很深的情感羁绊，大家可以再相聚在一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她说：“你就负责拍，我来负责帮你堆。”我将外公的很多鸟笼放在一起。这些照片是在家里拍的，开始我想把它们拿到下面我搭的车库影棚，所以工作量就很大。妈妈不理解，她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要把这些东西从这儿搬到那里，然后我发现不好，不行，我又要搬回去。一堆衣服。我试图不仅仅以外孙女的视角来拍摄，还尝试将私人情感转化为艺术创作，让观众能从单张影像中，直接读解到老人的生活习惯与志趣，获得更大的信息量。他们就应该是真实的人跟真实的过往新京报：在创作这个项目的过程中，你的家人，特别是妈妈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吴为：那天做分享会，主持人最后邀请了妈妈上台。妈妈姓杜，主持人喊她“杜姐”。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她说：“杜姐，其实您最应该有话说，因为去世的其实是您的爸爸妈妈。”我当时一下就哭了。我完全忽略了这是她的爸爸妈妈。因为所有人都在说，“你的外公外婆”，“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我好像已经忘记了，加上没有被提醒过，所以我没有过多去关注妈妈。你会感觉到她的情感有变化，她的状态有变化，她开始跟你谈论……但是更多的时候，我要处理这个东西怎么拍？接下来有哪些工作？变得很事务性，所以我反而忽略了她的诉求——她有多难过，我只关心我有多难过，我有多艰难，跟我要去处理什么。所以当主持人提出来的时候，妈妈说：“要对为为说一声谢谢。”外婆最后的照片拍摄于她去世前的2017年。在这个阶段，妈妈是非常对抗我的。因为她心里很烦躁，很不安，很恐惧，而你就拿个相机在那站着。所以她说，其实她最早的时候是不愿意的，觉得不好。《外婆的日常》。《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封面照片中的千纸鹤是妈妈帮我贴的。它们原本装在一个瓶子里，是我们有一年送给外公的生日礼物，上面所有的字都是我妹妹写的，因为我妹妹写的最好看。这些千纸鹤原本被放在幸运瓶里。妈妈帮我把千纸鹤一个个从玻璃罐中拿出来，粘上蓝丁胶，固定在一块黑布上。对于千纸鹤的照片总共有5张，大家都会用到的这张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黑布，然后用了很多蓝丁胶。这些千纸鹤都是妈妈帮我一起贴的，因为对我来讲，这些非常烦琐，我就把我妈拽过来，我说：“你能不能跟我一起贴一下？”她就帮我做这些，还帮我把外公的报纸整理好。外公最早的报纸是凌乱的，一张张整理的过程是妈妈帮忙完成的。外公留下的报纸拍摄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它原本的样子，像堆废品堆在那里，中间还有一些垃圾。然后和妈妈一起，将它们一张张叠整齐。又拍了一张。电话簿那张是最好玩的，我妈坚决不同意在书里用，因为我每次都会请妈妈审稿。她说：“这里面好多人电话号码都在用，这样子不行，绝对不行。”最后我们换掉了里面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里面没有一个电话是能打通的状态，没有一个是指向了真实的人跟电话号码，要么抹掉了一位数字，要么换了位置。外公外婆有好多电话本，翻来覆去都是那些人，反反复复抄了好多遍。每年春节，外公都会守在电话旁，举着小本子给亲友和同事打电话，有人只是寒暄几句，有人可以聊上好久。新京报：2021年，你完成了《家族小事》。《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节选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本书里的很多故事其实是没有公开出版过的？吴为：对，没有。我一直有很强的诉求，想要完整地把它放在这个版本里，但大家都觉得它过于私人，编辑选完之后我加了一个。我说：“有一段故事我很喜欢，不在里面，我可以加吗？”他说：“可以。”就加了一个进来。如果让我选，是选不出来的，因为它们对我来说是平等的，所以只能其他人来选。外公手写的杜氏家谱。新京报：重新加进来的是哪个故事？吴为：我最喜欢的是蚂蚱（那个故事）。最好笑的是因为他们都说开县话，我舅舅他们都是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的。当我听采访录音的时候，我听他说油蚱蜢儿。我没有听过油蚱蜢儿，我就说：“油蚱蜢儿是黄鼠狼吗？”舅妈说：“不是，是蚂蚱。”我之前每次看到这个故事都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她要去跟一个蚂蚱求证这件事情，蚂蚱还真的可以告诉她这件事情，它可能有一点冲击我的人生观，然后觉得很有意思。温家纸厂有个学校，我幺姨温苾芬在那儿代课，我舅舅在那儿教书的时候，我都去过。幺姨脸圆圆的，生娃儿死的。我记得有个故事，都说幺姨要生娃娃嘛，有一天晚上，那个油蚱蜢儿（蚂蚱），跳了那么长一路，跳到屋里来，妈就有点儿预感了。妈就在说，是不是幺姨要走了。她和油蚱蜢儿说，如果是的，你就再来看一下，第二天那个油蚱蜢儿又跳过来，就是那天过后，幺姨就死了。（舅舅杜伟）这是唯一一个我要求编辑加进去的故事。对我来说，它们都很宝贵。当时我做这个的时候，我要去问每一个受访对方，这些信息属不属实，能不能用。我二姨就不愿意我用，因为她讲了我外婆的坏话。从伦理上来讲是不好的，但其实那是很真实的。我觉得这是朱老师（朱炯）一直在强调的，她不希望我去美化两个老人，不希望我去把这件事情做得过于滥情跟纯洁。吴为，成都人，摄影师，1992年出生，伦敦艺术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双硕士学位。2021年推出怀念外公外婆的摄影作品《芬芳一生》。本来他们就应该是真实的人跟真实的过往，会犯错，会不耐心，会发脾气，会有很多人性的弱点。我觉得那个是有意思的——看到他们人性的弱点，跟我记忆里可能很多东西对不上的时候，反而是有趣的。死亡太寻常，它就这样发生了新京报：2023年12月初，《芬芳一生》这个项目参与了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第十二届生命文化节活动，在活动中进行了展出。为什么会想要参与一个和死亡、殡葬有关的展览呢？吴为：在这个项目开始有了一些社会话题跟公众属性之后，它就不再局限于摄影展览的类别。它有时候会被邀请到比如说有个旧衣改造的（展览），要展（出）衣服的实际物品，他们觉得这也是相关联的。（“Re-light 重新被点亮的生命丰碑”）展览的预展已经结束了，正式的展览应该是3月份，在上海。预展现场。它会让大家去重新思考告别。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开始关注死亡这个话题，我看到他们的介绍的时候特别感动。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人会来讨论这个议题，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这里面虽然有一个很完整的内核是死亡，但是它其实是源于一份思念跟情感，你无法逃避跟躲开，所以你才要去面对，只是它指向了死亡。所以我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当它变得越来越多元，可以进入很多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更有生命力跟力量了。其实到后期，我几乎没有拒绝过任何机会，这是大家一起帮忙做出来的项目，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去拒绝机会。我会感觉这个项目变得独立，它跟我一定程度上已经分割开来，我就像一个助理一样协助它。让它能被看到，让它去体验和感受，我觉得那是它要去完成的事情。新京报：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芬芳一生》这个项目其实跟生命与死亡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死亡。在整个项目的进行过程中，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吴为：我感觉我在做之前还是挺怕死的。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不会那么勇敢，那么频密地要去讨论它。今天早上还在跟一个朋友发信息，我说我走了之后不想要有仪式，我想要捐赠我的遗体，如果有骨灰会像撒金粉一样。我跟妈妈讲了，我妈骂我神经病，她说：“你去跟你孩子说。”以前的老人可能会很避讳，我妈现在也很避讳，但是我现在会觉得，这是要谈的。我那天花了很长时间，在路上聊清楚了她走了之后到底想去哪里。我说：“妈妈，你到底要去哪里？你想过吗？”她说她想要跟外公外婆在一起。我说：“那好，我知道了。”外公和吴为。晚上我单独跟爸爸散步，我说：“爸爸你要去哪里？你想好了吗？”以前他肯定会问：“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但现在就会变成还蛮日常的话题。如果一个人他不去谈论死亡——我们普通人能看到的终点——如果都不去谈论它，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走的会很迷茫的。每天都吃喝玩乐加工作，然后就过完了。（谈论死亡）是挺难的，你要把所有人抽离出来，从那甜蜜的幻象里面抽离出来说。我觉得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人愿意听这些的，每个人都只想看到那些非常光鲜的、亮丽的跟美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如果《芬芳一生》和《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让大家有那么一刻抽离出来一下，想象着有一天，我最爱的人，最爱我的人，然后包括我自己都会离开，你现在做的选择有没有可能不一样？有没有可能你今天会对你的家人耐心一点点？我现在有些时候会有那种恐惧，我不会想跟我爸妈吵架。万一我今天跟他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句气话，然后我们没有然后了怎么办？外婆的骨灰端出来时工作人员叫走了妈妈二姨大姨不让她们看它我和哥哥姐姐不记得有没有妹妹盯着那盘子灰仔仔细细不敢认她——《不敢》我后来无数次地想，我说：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最后一次跟外公外婆挥手的场景？我现在都不记得我最后一次跟外婆分别的场景。不记得了，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没有人在旁边说：这是最后一次，你留心了，看仔细了，记得拥抱，要哭够。没有，任何东西都没有。它太寻常，它就这样发生了，我觉得这是很要命的，很残忍。但是倒过来讲，它也是非常滑稽跟有趣的。因为正是有这些东西的存在，人生才好玩。采写/何安安编辑/荷花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