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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30日,专家建议尽快调整退休年龄: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最年轻2024-01-09 17:36·河南商报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61年以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除了出生率下降,中国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978 万人,占总人口的 14.9%。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剧,会对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如何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养老金压力,个人养老金制度一年来的成效如何?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接受百度财经《有识》栏目“人口十问”系列访谈,他表示,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最年轻,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 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 年,应该尽快调整。实际上,中国最应该先调整这个参数,但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在就业、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操作空间越来越小。另外,延迟退休受一定生理极限限制,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为什么要讨论?因为也面临着生理极限问题,现在最高的退休年龄是67岁,还没有哪个国家是70 岁退休。为应对养老金压力,美国、加拿大等几个国家正在走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他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的本质是利用资本红利,可以填补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此外,郑秉文强调,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股市不好,就难以唤醒大家的积极性。1、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制度,现在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主要用于支付现在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这种制度如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4.9%,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为8.86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2.4%。除了目前议论的渐进式延迟退休,社保养老体系,还有哪些举措可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延迟退休条件的成熟是否已经成熟?郑秉文:现收现付的意思是国家收上来的费用,马上就支出去了,这是第一支柱里最流行的模式,现在主流国家、发达国家都是采取现收现付制度。中国采取的是部分积累制,有个人账户,但实际个人账户是空账。所以,总体来看,融资模式还是现收现付。这个制度本质上与发达国家的现收现付模式差不多,对所有国家形成的威胁也都一样。老龄化导致缴费人数越来越少,而领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老龄化越来越高,退休人员寿命预期越来越长。而那些经济水平不太高的国家,例如非洲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劳动力依然年轻,也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所以,越是发达国家越不生孩子、越是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规律。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这种挑战比发达国家还要严峻,因为我们是“未富先老”。刚才说的一些应对举措,发达国家普遍在使用,比如降低替代率,提高缴费率,提高或者延长退休年龄,有的国家都已经是67岁退休,还是不行,日本正在讨论 70岁退休行不行。目前中国退休年龄是最年轻的,男女平均退休年龄是55 岁,比发达国家退休年龄早12 年。本来中国最应该先调整这个参数,可调整起来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可操作空间能有多大?在就业压力大、经济下滑压力大的情况下延迟退休,可操作空间事实上是越来越小。另外一个约束是延迟退休受一定的生理极限限制,日本正在讨论70岁退休,为什么要讨论?因为也面临着生理极限问题,现在最高的退休年龄是 67 岁,还没有哪个国家是70 岁退休。这个退休的生理极限对中国55岁的退休年龄来讲,差距还是比较大。在发达国家当中,很多已经实施 67 岁退休,但仍面临较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在探索一种新的模式,这个新模式已经在四五个国家实施了,并且效果不错,就是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过渡。所谓部分积累制,就是待遇确定型的现收现付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最初诞生于1990 年的美国,试行到现在效果不错。加拿大觉得这个模式很好,也在1997 年按照这个方向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比美国还激进,进行市场化的投资运作。美国还是保持传统的国债投资模式,加拿大则是激进的市场化模式,资产实行全球配置,并且加入了另类投资,所以收益率目前来看非常不错,加拿大的实践又推动了日本、韩国采取这个模式。我认为这是目前应对老龄化的最好模式,这个模式本质是借助资本红利,填补了已经消失的人口红利。现收现付模式依赖的就是人口红利,但如果青年人占比少,老年人占比多,人口红利没了,这个模式就没戏了。非洲国家目前就没这个问题,以前 3 个人养1个,现在 4 个人养1个,生的孩子越多越好。对于发达经济体,同时又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传统模式就不行了,所以新模式引发了很多关注。这个模式对中国来讲还是比较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因为中国建立的资产型制度替代负债型制度的外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个外部条件就是生物回报率越来越低了,生物收益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这个条件越来越具备了。以前出生率高,现在出生率低了,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也低了,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更低了,就使生物收益率越来越低。生物收益率降低后,就是建立资产型制度的好时机,资产的回报率、潜在回报率与生物收益率就会非常接近,一致起来,甚至高于生物回报率的时候,建立资产型的制度就优于以前的负债型制度,发挥资本红利的优势,就要比以前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更明显。过去不具备发挥资本红利的条件,因为工资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也一直很高,这时如果想建成资产型的制度,回报率受约束,如果不能达到甚至超越生物收益率,这个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投资者没有积极性,即使建立起来了,最终也会退回去,或形同虚设。现在,中国的时机逐渐到来。第二,决策层抓住了最好的历史性机遇,在 2019 年出台了国家积极应对老龄化的中长期规划,提出了五大措施。第一大措施就是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储备,这主要是指金融形态的财富,而不是楼房或吃穿用等其他物理形态的财富,因为物理性财富的没法长期储存,更不能进行代际间的储存转换。所以,中央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夯实社会财富储备,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导向,也是一种红利,可以转换成刚才说的制度红利,就是从人口红利型制度向资本红利型制度转变,从负债型制度向资产型制度转变。这几个转变在2019年出台的文件中说得很清楚,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南,并且还设定了量化的目标:2022 年完成制度搭建,2035 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23年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我领衔的一个课题,课题的名称是《2035年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目标与现实路径研究》。这几年我们要集中精力完成这个课题,这个课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就是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2、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很多资产都有不错的回报率,现在正在进入中低速时代,投资的回报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高,很多项目可能不一定赚钱,以后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面临哪些问题?郑秉文:社会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的投资主要在证券市场,当然证券市场的基础资产和根本在一级市场,在经济发展的宏观面和基础面。但就二级证券市场来讲,首先市场应该要好起来,这两年确实不太好,有国际大背景因素,也有中国自身的因素。最高领导层已经看到这个问题,觉得确实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面临着威胁。所以,2023年 7 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来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下半年又三番五次提出这个问题,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很多政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养老金融的概念,都是针对如何提高投资回报率。我们要做资产型的制度,资产的规模越大,回报率如果越不好,福利损失就越大;要是资产规模越小,福利损失越小,要是没有资产,就没有损失,这是二者的悖论。所以,一方面要做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养老储备,同时还要做好资本市场这个基础性制度,让资本市场在经济上能够成为国民经济的血脉,在养老金制度上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撑制度和投资场所。否则,第三支柱就要由一个非常好的补充性制度,变成有名无实的怠惰制度。如果资本市场不活跃,整天下跌,大家就会不交钱,交钱投资都是亏的,最终就有可能会放弃这个制度。2023年半年时间个人养老金就有4000万人参加,全年数据估计起码再增加一两千万是没问题的。而且这只是36 个试点城市,要是全国都铺开了,一年估计得有八九千万。这么多人参加进来之后发现投资亏损,就会消极面对,这个制度就会处于怠惰的很低效状态。所以,要把个人养老金制度激活,首先得有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要唤醒这些人参加,唤醒参加的人去交钱,但如果资本市场不好,就难以唤醒,没有积极性。3、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叠加,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挑战。2027年前后我国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中国将从“抚幼”社会演变为“赡老”社会,老龄化将使整个社会的养老、医疗、照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大幅增长,会对养老保障体系产生哪些重大影响?郑秉文:中国目前养老基金的储存余额仅占 GDP的12%-1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平均水平是60%)。还是那句话,老龄化、空巢化最大的威胁是这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所谓的财务可持续性,就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来说,这个制度经过精算后,能够支撑多少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测算和预测。如果进行预测的话,数据肯定差于发达国家,因为他们的养老基金储备水平很高,退休年龄很高,而我们正相反,人家是“两高”,我们是“两低”,怎么比较?想提高又很难,提高退休年龄这事已经提了很多年,我们比国际上低 12 岁,不可能一次性到位。但提高退休年龄的效果立竿见影,可减少当期年龄组的退休人口,同时还可增加这个年龄组的缴费人口,一增一减效果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养老财富储备不够高,这个也很难提高,因为它跟资本市场紧密相连。个人养老金落地一年的情况,告诉我们,不活跃的资本市场对它是有反作用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本身设计得很好,但还得有配套性制度,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的配套性制度。第“一高”延迟退休,需要全社会的气氛营造,还有国际大气候,2022年因为法国提高退休年龄失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国内也面临这个环境,比如资本市场的情况不理想,个人养老金只是这个大环境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面对的大环境压力这么大,不利于制度落地,就会遭遇怠惰性。如何应对这种怠惰性,第一高、第二高都面临这个问题。4、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一周年,最新数据显示,半年账户开立数超4000万人、总缴费金额200亿元,其中只有900多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实际缴费人数仅为参加人数的31%;人均储存仅2022元,与1.2万元缴纳上限差距明显。怎么看过去一年的数据情况,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还有哪些难点,国际上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郑秉文:最近两年我一直在研究国外的第三支柱业绩表现如何。正好这一两年国际上资本市场表现都不好,波动很大,所以总体来看国际上主要国家的第三支柱收益率也不好,甚至美国也都非常差。美国个人账户 2021 年是 13.9万亿美元,2022 年降到11.5万亿美元,缩水了2.4万亿美元,表现得非常不好。国际市场对中国也有一些波及,我们推出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好国内市场也不太好,导致本来很活跃的参加人变得怠惰起来,所以数据不太理想。整体看,参保人数、开立账户的人数还算可以,但开户以后只有900 万人完成了资金储存,相对4000万开户者来说,只占比22%,也就是只有五分之一多的人交钱了。而且,交钱的人也都是象征性的,钱很少,或干脆把钱放在账户里不进行投资,都沉淀成了银行的活期存款;好不容易投资的这些人还有相当一部分遭遇了亏损,收益也不行。总体来说,从全球来看第三支柱的收益率都不如第二支柱,国内的第三支柱收益率估计也不会好于第二支柱。2023年全年的数据还没出来,出来以后可能会得到印证。所以,从经验和教训上来讲,投资收益率是第一个问题,弄好了是个很好的激励,弄不好就是个很大的负激励,导致大家积极性不高。来源:百度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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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栎鑫作为飞行嘉宾参加《旅行任意门》'这个节目。我们这片土地上,正如武志红这样的心理学家说的,一个人自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是在压抑人的活力和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