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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种:蜂王浆
2024年12月22日，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2019-08-01 17:35·中国地名研究江西地名研究关注论四川盆地内、外江名称的演变文/郭声波“两江珥其前，九桥带其流”。扬雄《蜀都赋》以寥寥十字，形象地描绘了汉代成都壮丽的河流景观。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当时的郫江和检江（流江）；也有人说，“两江”指的是内江和外江，内江离城较近，靠内，外江离城较远，靠外，故名。其实在成都境内，内江就是郫江，外江就是检江（流江），名虽殊而实皆一，只不过内江和外江是后起的别名，见于记载要晚到魏晋南北朝罢了。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有关巴蜀的历史文献中，却常常提到有“内水”、“外水”，它们与内江、外江又是什么关系呢？四川盆地“内、外水”河名的实际出现时间不晚于东汉。据陈寿《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诸葛亮至江州，分遣赵云“从外水上江阳”。江州县在今重庆市中区，江阳县在今泸州市中区，则，外水必指今川江无疑。有“外”则必有“内”，“内水”一名虽尚未见到汉人记载，但可由《水经注》引晋人庾仲雍所谓“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涪内水，左则蜀外水”加以间接证明。其“左”、“右”方位要么是记载有误，要么是古人有与今不同的方位指说习惯，但无论如何，既然指明了内水的上游是涪（今绵阳），外水的上游是蜀（今成都），那么内水指今绵阳以下涪江段及合川以下嘉陵江段，外水指今成都以下岷江一川江段，必然是确凿无疑的。正由于这已成为常识，所以郦道元在《水经注》卷三二、卷三三反复提到：“涪水至此（垫江，即今合川）入汉水，亦谓之内水也”；“江水自武阳（今彭山）东至彭亡聚，……亦曰外水”。这使我想起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这么一句话：“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有人不理解，以“中水”指今沱江，怎么会跑到巴郡西北的垫江县来了呢？于是把此句断为“垫江县，郡西北中，水四百里。”也有人干脆把“郡西北中水四百里”合为一句，但是都不能解释什么水有四百里。任乃强先生认为“中”字是“内”字之误，一下就使问题涣然冰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垫江县在巴郡西北，境内有内水四百里。垫江县内水应是指今潼南至北碚—段涪江水道。此外，对于巴郡城以上涪江—嘉陵江段称内水，岷江—川江段称外水的记载，还见于《宋书》卷四七《刘敬宣传》、卷四八《朱龄石传》，《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周地图记》等，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这两条水道何以称作内、外水，至迟清代以前没有人解释。我以为，最起码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内、外水分别是“内江水”和“外江水”的简称，或者说是“内江”和“外江”的早期叫法。《隋书·地理志》云：“僰道，后周置，曰外江·大业初改日僰道。”《括地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亦名﹝外﹞ （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这都是南北朝时成都、僰道（今宜宾）一带的外水又叫外江的明证。至唐宋时代，人们已完全放弃了“内、外水”的称呼，而专用“内、外江”了。如杜甫《送十五弟使蜀》诗云：“数杯巫峡酒，百丈内江船。”《寄岑嘉州》诗云：“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自古中原、江南人由水路入蜀，最常用路线有二，一即经三峡、巴郡（渝州）、垫江（合州）转涪江至涪（绵州）或梓州（今三台）上岸，然后取陆路人成都；即从巴郡（渝州）溯江直上经江阳（泸州）、僰道（戎州）、南安（嘉州）人成都。所以宋人为“百丈内江船”作注说：“水自渝上合州者，谓之内江，由泸、戎上蜀者，谓之外江。”又说：“内江在合州南百步，源出刚氐徼外。……南流至渝州人江，又名内江。”郭知达引赵氏语注《寄岑嘉州》诗说：“嘉州下临大江，汶水自叙历泸连夔，故云与三峡相接。”这些都很好地解释了杜诗何以将三峡与内、外江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也证明了唐代内、外江与汉晋内、外水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是，为什么这两条水道要用“内”、“外”来加以区别，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宋人章如愚虽然注意到，自汉晋以来大江为外水，涪江为内水，此为不易之者，但他也不能道其所以然。至清，始有人尝试作出解释。乾隆时，蜀人李元著《蜀水经》云：按内江以汉、白、涪、梓、渠五源之水归合州而合流，《汉志》以汉为径流，而涪水逼近会城，晋汉用兵多由之，故庾仲雍称内水，独系以涪，后遂称此水为涪江，而汉名隐矣。这是说，在嘉陵江水系五水之中，本以西汉水（今嘉陵江）为正流，但涪水最靠近蜀中都会成都，被称为内水，汉晋时为用兵要道，所以后来渐渐又把涪水视作五水的正流了。稍后成书的陈登龙《蜀水考》也沿用了这个说法。我认为这种解释是符合情理的。与这种以成都为中心区分内、外相似的观点，还见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对成都郫、检（流）两江别名的解释。郫检（流）两江之别称为内、外江，最早见于晋杜预所撰《益州记》：“郫江为内江，流江为外江。”与唐初《括地志》所谓“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笮﹞（管）桥水，一名﹝流﹞（清）江，亦名﹝外﹞（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郫江亦名成都江，一名市桥江，一名﹝都﹞（中日）江，亦曰内江，西北自新繁县界流来。二江并在成都县界”大体一致，但是汉晋时大江正流是不流经成都的，大江从温江东决经流成都的时间大约是在刘宋、萧齐间，不晚于萧梁，因此确切地说，并非整条大江都叫流江，并非整条大江都可称外江，而是只有大江与检（流）江在成都县西界合流后流经成都城南那--段河流及其下游才可称外江。此即“二江并在成都县界”之谓也。宋人以为，“流江为外江，郫江为内江，此即成都一城言之也”（章如愚《山堂杂论》），虽然不够确切，但明确指出“内”“外”之义是相对于成都城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岷江—川江的另一条重要支流——乌江，至迟在晋代也被称作内江水或内江。《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涪州武龙县条记载：“内江，一名涪陵江，一名巴江，在县，屈曲北流。水自黔州信宁县界人。李膺《益州记》云：‘内江水自万宁西北二百八十里至关头滩，滩北百步，悬崖倒水，舟楫莫通。’”此外在黔州彭水，思州思王、思邛诸县条下亦记有内江或内江水。李膺是南朝齐、梁间人；万宁县，在今贵州思南县境，本名永宁，刘先主时更名，刘宋时陷于蛮獠，因此推知乌江之始称“内江水”，不会晚于晋代。除《太平寰宇记》而外，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思州务川、费州涪川县条，宋代的《舆地广记》、《舆地纪胜》涪州、思州条，都留下了黔江（即今乌江）又名内江或内江水的记载，因此，“内江”作为那时黔江的别名是毫无疑问的。与它相对应的“外江”或“外江水”，由于没有见到其他材料，因而只能认为仍然是指岷江—川江。从地理位置上看，乌江之称为“内江”，无论如何与成都沾不上边，显然，乌江“内江”不是以成都得名。那么是不是相对某一腹心地区区别内、外呢？也不是。因为这种腹地，在全国一般指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在四川盆地一般指都会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对关中地区来说，四川盆地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嘉陵江，而不是乌江；对成都平原来说，最近最大的河流是岷江，也不是乌江。显然，四川盆地内、外江的得名并不一定都与成都或成都平原有关系。为了解开乌江“内江”得名之谜，我们不妨将眼光顺着长江下移。长江流出三峡后，至今松滋老城西北三里开始形成分汊河道，先秦两汉时代，南江称为江，为干流，北江称为沱，为支津；魏晋南北朝时代，江又称为外江，沱又称为内江；唐宋时代内江流经枝江县城，外江流经松滋县城；当明代内江径流量不断增大并超过外江之后，江、沱易位，“内、外江”之名遂成为历史。枝江一名始于唐，在这里，沱、内江、枝江一脉相承，很明显都是“支津”、“支流”的意思，是相对江、外江、长江而言，而不是相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而言。回顾一下乌江与川江的关系，也是支流与干流的关系，它与枝江一样，都以干流长江为外江，自己作为支流或支津则称内江。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长江中上游一带居民特有的地名文化的一种体现。这样解释，许多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至于支流为什么称内而不称外，干流为什么称外而不称内，这也很好解释。有这么一个故事：南宋淳熙年间，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应召赴阙，舟次涪州（今涪陵），忽遇长江风浪，他只好移舟夜泊乌江，并作诗记其事：“黄沙翻浪攻排亭，渍淖百尺呀成坑。……水从岷来如浊泾，夜傍黔江聊濯缨。玻璃彻底镜面清，钓丝随风浮月明。”一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江干流，一边是风平浪静的支流，航船踅入支流，就像躲进天然避风港，并且这条支流也可通航，航行起来比大江安全得多，因此对舟人来说，孰为内，孰为外，不就是明摆着的吗？当然，也不是说凡是岷江—川江的支流都应该称为内江，如大渡河、金沙江，它们平时的波涛激流就要险过岷江—川江，并且自身也不能通航，航船是不会到那里去躲避风浪的。另外，川江还有一条重要支流——沱江，也曾被称作“内江”，不过，这条内江的得名，却与上述两种情况又有所不同。沱江本名中江，隋文帝即位后，为避其父杨忠讳，乃改为内江，连带把中江县也改名为内江县，这是大家所熟知的故事。但是沱江在金堂县大渡口（今金堂县城赵镇）汇合洛水、绵水后才叫内江，距成都最近处也有一百里，比外江到成都的距离还远，不可能像郫江那样因相对外江近于成都而称内江；另一方面，沱江没有大支流，也不可能像涪江那样因为在各支流中最靠近成都而称内江；再有，沱江水源虽主要来自都江堰之“内江”，但都江堰“内江”一名是清代出现的（详后），与隋代沱江之称内江无关。那么是否因为它也是作为川江的支流，像乌江“内江”那样相对川江“外江”而称“内江”呢？从时间上看，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如《周书》卷二八《陆腾传》就有“资州铁山獠抄断内江路”的记载。但《周书》系唐人所撰，所用传记资料是否已依隋讳改“中”为“内”亦未可知。并且更多的迹象表明，隋朝避杨忠讳改动带“中”字地名的，除极个别情况如中都改用旧名榆次而外，基本上都是用“内”字代替“中”字，如云中改云内，阆中改阆内，中牟改内牟，中部改内部之类，可以说这是一条规律，多半是由于“内”为“中”之可替换近义词的缘故，这种“内”不一定要与“外”相呼应。为什么四川盆地的“内江”涵义会出现以上三种不同的情况呢？拙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经过详细论证，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四川盆地的居民作为文化构造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在秦灭蜀以前，四川盆地居民以蜀人、巴人为主，那时的河名基本上都是单音词，如江、沱、湔、沫等，决没有“内、外水”、“内、外江”之分。秦汉时代，来自关中、“山东”的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与巴蜀土著一起创造着四川文化，这时的河名大多带上了通名“水”字、“江”字，显然是受了北方汉族系统地名文化的影响。涪江—嘉陵江之称内水，岷江—川江之称外水，与青衣江之称南江，绵阳河之称北江，江水之称大江，沱江之称小江一样，用方位、大小等限制词作为一些主要河流的别名，应该都属于北方移民及其后裔的文化杰作。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一个新的文化阶段。这时期的移民情况异常复杂，首先是人民移进移出及境内迁徙十分频繁，迄止隋统一 ，见于记载的不下20起，隋末唐初，唐肃宗时代、僖宗时代及南宋初年、末年，又有几次规模较大的移民入蜀；另外在移民来源方面，既有关陇氐羌，又有西南蛮僚，当然更多的还是北方的汉民。这些移民活动大多出于自发，往往整郡整县，动辄数万家即为一批，在移入四川后，很容易形成分区聚居的状态，如关陇移民多居于成都平原及川陕通途一带，越雟百姓居于成都以南川滇大道一带， 牂柯僚人则散布丘陵地区，唐武后时川西汉民居地又向东扩展，宋末川、陕难民又集中分布于嘉陵，江一川江“y”型区。因此在地名文化上，既承袭了秦汉时代体现北方文化特征的命名习惯，又出现了杂乱无章各自为政的无序化特点。就如河名，一方面承袭了以“水”、“江”作通名，以“南、北”、“大、小”、“内、外”、“前、后等限制词作别名的命名习惯；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重复命名、错误命名的情况。对于重复命名，如南、北江就出现了两对，一对是青衣江与绵阳河，另一对是新出现的检江与郫江（见拙文《成都平原的南、北江补考》）。清水出现了四条，即今双流江安河、广元下寺河、巴中恩阳河、开县东河。流江出现了两条，即今成都清水河—南河、渠县流江河。巴江出现了两条，即今南江神潭河、涪陵乌江。沱江出现了两条，即今泸州沱江、汶川杂谷脑河。大江出现了两条，即今岷江—川江、达州前河—州河。内江如前所述，也出现了四条，并且河名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中沱江“内江”由中江更名时，四川盆地已经有三条内江存在，隋朝官方仍然要不厌其烦地取“内江”为名。这些情况不正好说明当时四川地名文化的无序化特点吗？对于错误命名，主要是由于人民迁徙频繁，不少原住居民使用的地名不为后来移入的新居民所知，这些新居民往往要依靠旧有的文献记载来给山川确定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文献记载有误，或者他们对文献记载的理解有误，都可能导致他们确定的地名张冠李戴，出现“地名搬家”现象。其例之一，今中江县之中江，汉晋称五城水，唐宋元明清称罗江，清以后又称凯江，沿革清楚。然而自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所谓“梓州城，宋元嘉中筑，左带涪水，右挟中江，居水陆之冲要”以后，罗江又别称中江，宋人因之，真宗时避圣祖玄朗讳，遂改玄武县为中江县，并相沿至今。拙文《成都平原的中江与前后江》已论证其为《元和郡县图志》作者误解南北朝人“左带涪水，右挟中江”一语真正意指所致，并且由于这一错误， 连带把中江（即今沱江）的别名‘内江”也一并移到罗江头上。兹不赘述。其例之二，成都两江如前所考，郫为内。流为外，本无疑义，然至南宋时，却有人反以郫江为外江，流江为内江，事见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一引《皇朝郡县志》：“初，太守凿离堆，又开二渠，﹝一渠﹞由永康过新繁人成都，谓之外江；一渠由永康过郫人成都，谓之内江。高骈未筑罗城，内、外江皆从城西人。自骈筑城，遂从西北作縻枣堰，堰外江绕城北而东注，于合江﹝亭﹞复回内江水，循城南而与外水俱注。”按永康军治今都江堰市，由永康过新繁人成都者，即郫江，由永康过郫县人成都者，即流江。该记载既与前引《括地志》相悖，也与北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二九所谓“外江在今罗城之南笮桥下，内江西今子城之南众安桥下，自唐乾符中高骈筑罗城，遂作縻枣堰，转内江水从城北流，又屈而南与外江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复成江”不合。据蒙文通先生考证，此《皇朝郡县志》实即《宋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范子长《皇州郡县志》二，范子长为南宋光宗、宁宗时成都人，按理不应该对本地重要河名混淆不清，但是如果怀疑“内”、“外”倒置系祝穆转引有误，或系“传刻之讹”，从短短数句竟有五处“内”、“外”倒置的情况判断，也不大可能。因此我认为范氏原书就是如此，之所以与前人记载不合，其原因大概是成都两江“内、外江”的别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久已不用，文人著述时往往靠稽征故史，范氏尽管是成都人，但他恰好就在征引故史时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将内、外江的位置弄颠倒了。尽管卷帙浩大的《皇朝郡县志》（100卷）入元以后即已亡佚，但70卷本的《方舆胜览》却“盛行于宋末元明，不仅为缀文之士所重视，对当时的地志编纂，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现存的元揭傒斯《蜀堰碑》，明、清《一统志》，四川、成都地方志及《读史方舆纪要》，无一不是采用的与北宋以前“郫内流外”说完全相反的“郫外流内”说，内、外易位遂成定案。追究其滥觞，显然范子长与祝穆难逃其咎。与三国两晋至两宋间相比，元明清至今，由于新移民基本上都是来自淮河以南的湖广及东南地区，文化特性较为近似，都属于南方汉族文化系统，并且多有官方组织，移入地之间没有人为隔阂，呈大杂居状态，经济文化得以交流，反映到地名文化上，四川盆地的河名就要有条理得多了。除东、南、西、北等用于方位指示的词仍重复用于少数河流别名而外，其他如大小、内外、前后及实义河名的重复命名现象在主要河流中已基本消失。就如内江而言，流江“内江”改名走马河—清水河—南河，涪江“内江”专用涪江，沱江“内江”专用沱江，黔江“内江”改用乌江，罗江“内江”改用凯江，只有郫江“内江”仍继续使用，但其正名郫江已改称“府河”。至于外江、岷江—川江及流江已不再用此作别名，郫江“外江”也因为是沿讹得名，除方志中作为历史河名仍予转载外，实际上从未在民间使用过。元明时代真正与府河“内江”相对应并实际使用过的“外江”，是新起的沱江（湔江、蒲阳河）—青白江“外江”。有关记载见于元揭傒斯《蜀堰碑》：北江三石洞之东为外应、颜上、五斗诸堰，外应、颜上之水皆东北流，入于外江。外江东至崇宁，亦为万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东，为三十六洞，过清白堰，东入于彭、汉之间。此万工堰又叫官渠堰，在今彭州市西与都江堰市相邻处之蒲阳河上。又，嘉靖《四川总志》卷一六《水利》云：“外江北经崇宁、彭县、新繁、汉州界出金堂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云：“北江北出宝瓶口，经崇宁、彭县、新繁新都而入汉州雒水东南流为金堂河者，此所谓湔水也，成都人名之曰外江”。“新都县有湔水，自新繁县东北流，过县北，入汉州境。湔水即府境之外江矣”。其所以名以“外”，很明显是因为府河“内江”距成都较近，而沱江（湔江、蒲阳河）—青白江距成都较远的缘故。由于府河中段在明末因修筑筑断堰（在今郫县东团结镇）截流东注沱江，致使府河下游独受油子河水，流量大减，航运中断，尽管清康熙间在筑断堰实行春闭秋开制度，但府河航运并未恢复到昔日景况，它在成都的地位日渐衰落，“内江”之名亦随之湮没无闻。耐人寻味的是，一对“内、外江”消失了，另一对“内、外江”又代之而起。恰好也是从明末起，作为沱江江首段（即今鱼嘴至都江堰市城南太平桥段）别名的“北江”一名因为其下游改道而湮灭（见拙文《成都平原的南、北江》），大概这里的河名不可一日没有别名，人们又按照古老的习惯给这段沱江命名为“内江”，与之相应，岷江正流鱼嘴至新津段也加以“外江”的别名。有人说，其所以区别内、外，是因为鱼嘴内江水涨时余水会从飞沙堰外泄岷江。其实，这与鱼嘴内江作为岷江支津而得名是大体一致的，都是古老的深厚的四川地名文化的再现。看来，四川人特别是成都平原的居民对“内、外江”名称确实有特别的爱好。总之，元明清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内外江名称仍有迁移更改，但已基本消除了前一时期重复命名、错误命名的杂乱无章状态，对河流的命名明显地从无序化向有序化转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它再一次启示我们，在历史地名的演变中，居民文化的特性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文章来源：《历史地理》第十七辑第422页-428页文章作者：郭声波文章转化：白琳蔓本期编辑：白琳蔓终校：周辰审订：杨振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请参照原文~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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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1年11月到2022年7月，孟羽童经常在“明珠羽童精选”中直播带货，随后隐退，直至2023年5月离职。层层设局骗取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