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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24日,首发2024-04-28 07:00·子星叨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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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4:唐克一古尔沟 35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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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会亡国吗?2023-12-16 20:18·宁月析(原创 观雨大神经 观雨大神经 )先军政治1995年,时任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视察蟠松哨所时提出了一个理念:先军政治。意思就是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这可以说是朝鲜长期以来的政治路线的总结。后来金正恩继续贯彻该路线,他在2013年视察前线时还特别强调了一句:现代战争是炮战。说实话我当年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都是当笑话看的。朝鲜老哥们也不看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赚钱懂不懂?高科技懂不懂?结果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才打了一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炮弹库存就被消耗得七七八八了,军工厂加班加点都补不上。于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几个列强,不得不各自火急火燎地到处找外援买炮弹。其中俄罗斯的主要外援就是朝鲜。根据外界的估计,目前朝鲜向俄罗斯出口的炮弹已经超过一百万枚,相当于美国5年左右的产量。这个为战争做了一辈子准备的国家,就这样成为了欧亚大陆局势的重要棋手之一。而他们能在关键时候拿出这个实力,靠的就是在“先军政治”下,常年超GDP比例20%的军费投入。正常国家的军费GDP占比一般在2%左右,其中中国的平均水平还不到1.5%。即使是全球布武的美国和正在打仗的俄罗斯,这个数值也不到4%。相比之下,朝鲜这个常年超20%的水平就非常夸张了。这样的结果当然是“跟着将军混,三天饿九顿”。但不管你怎么看待朝鲜这个国家的立场,都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该国长期都面临着一个“死敌就在身边”的恶劣生存环境。饿肚子固然痛苦,但在丛林世界,生存才是第一要务。其实这个道理对所有国家都适用,尤其是那些安全形势和朝鲜差不多的国家。比如说以色列。跟朝鲜比起来,以色列身边的死敌只多不少。该国自建国以来战争冲突不断,今年10月份又爆发了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在此次冲突中,以色列一口气动员了三十多万大军,意图一鼓作气横扫加沙地带。然而从他们10月底攻入加沙到现在,不仅一个当地的抵抗组织都没能消灭,自己还遭受了数百辆装甲车辆的损失和5000人以上的伤亡(以色列报纸Yedioth Ahronoth数据)。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抗以神剧”。这种拉胯的军事表现对于以色列来说是相当不利的。因为他们现在之所以可以光鲜亮丽地活着,靠的就是几十年前树立起来的那个“中东小霸王”的人设。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打瘫埃、叙、约等国的数十万大军,只花了6天。如今却连几个难民营里的“地头蛇”都搞不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搞清楚今天以色列拉胯的原因,就需要先了解一下当年以色列崛起的历程。崛起之路如果仅看纸面数据,当年以色列能够成为“中东小霸王”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在建国后和朝鲜一样,也走上了“先军政治”的道路。以色列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军费GDP占比都超过10%,巅峰时甚至一度达到30%(包括援助),这还没算上外交、军工、情报等方面的开销。这就是以色列横扫中东的奥秘。当然了,军事投入是没有经济回报的,所以不能指望市场主体去自愿投入。一个国家能长期坚持“先军政治”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对社会资源拥有强大的控制能力。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再次和朝鲜“英雄所见略同”。该国在建国初期的经济结构跟朝鲜类似,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充满了社会主义色彩。那么以色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建国的道路呢?这就跟他们当时面对的现实情况有关了。我们现在聊起以色列的建国历史时,往往会提到各路列强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列强们的帮助虽然重要,但说到底也只是临门一脚。“犹太复国”这个项目最终能“上市”,是需要有一个大前提作为基础的:在巴勒斯坦地区聚集起足够多的犹太人口。如果你连人都没有,那一切都是空中阁楼。不过仅看纸面数据的话,这似乎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在欧洲散落着大量现成的犹太人,只要把他们都聚集过来,数量自然就够了。但对于普通的欧洲犹太人来说,巴勒斯坦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穷地方,正常情况下没什么人会去那里。即使在受到迫害的时候,犹太人首选的逃难目的地也是美国,只有在买不起船票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去巴勒斯坦。然而他们就算到了巴勒斯坦也很难留下来,因为根本找不着能糊口的工作。这就导致这里的犹太人口增长得非常缓慢。怎么办?此时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方案:“劳动建国”计划。啥意思呢?就是先通过犹太殖民协会(Jewish Colonisation Association,简称JCA)帮助和鼓励有钱的犹太移民去巴勒斯坦建农场,然后再让普通的犹太移民去这些农场里上班。先种地的带领后种地的,最终实现共同种地。这样犹太人就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在巴勒斯坦立足了。这个聪明的波兰犹太人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国父:戴维·本.古里安该方案在我们看来平平无奇,但对犹太人来说却是个新鲜事。因为欧洲犹太人在历史上大多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并不从事直接的农业劳动,而是更多地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发挥特长。现在让他们背井离乡去种地,确实很有“开创性”,不过也很合理。因为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本来就没有什么商业和金融业给你发挥,在那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种地。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对当地的环境缺乏了解以及自身的农业水平有限,犹太人的农场差点一开业就夭折。好在当地的阿拉伯老乡热情地向犹太人提供了自己多年的种地经验,于是大量的犹太农场这才成功地建立起来。1906年,俄国的反犹骚乱引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犹太移民潮,本.古里安正是在这次浪潮中来到了巴勒斯坦。他一到这里就兴致勃勃地直奔犹太农场打工,亲自践行自己“劳动建国”的理念。3个月后,他跑了。不过本.古里安并不孤独,根据他的估计,第二次移民浪潮中有90%的犹太人都跑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巴勒斯坦打工实在是太苦了。本.古里安这个“劳动建国”的思路,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落后地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转移的行为很像。比如说印度人、中东人去欧洲,墨西哥人去美国等等。这些劳动力的主要优势就是工资低。他们在移民目的地靠着低人一等的工资争取到就业机会,然后站稳脚跟、扩大族群数量。比如说印度的移民后代现在在英国都当上首相了。但去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却碰到了一个BUG:当地的阿拉伯人比他们还便宜。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想当然地认为犹太农场主会以“帮助犹太移民”为己任,积极地雇佣犹太同胞。然而想法很美妙,现实很乱套。这些农场主一开工就显露出了资本家的本色,他们压根不管同胞的死活,雇人都是“价低者得”。而阿拉伯人不仅工资低、技术好,抗压能力还很强,能够承受巨大的劳动强度,他们的日常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卷王。竞争对手如此强大,犹太人纷纷卷铺盖走人也就不奇怪了。不过尽管铩羽而归,但本.古里安还是对未来保留了一丝希望。他认为阿拉伯人虽然更加“物美价廉”,但随着两个民族间的仇恨不断积累,阿拉伯人最终会拒绝为犹太人工作,到时候犹太农场主就只能雇佣自己的同胞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阿拉伯人跟犹太移民之间虽然出现过一些跟土地、水源相关的小纠纷,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民族矛盾。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国家和民族都迫害过犹太人,然而阿拉伯人从未参与其中。所以现实中的阿拉伯人很乐意去犹太农场打工,犹太农场主们也乐得接纳。不是犹太同胞雇不起,而是阿拉伯老乡更有性价比。这种朴实无华的功利行为让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寝食难安,他们最终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靠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去殖民巴勒斯坦是无法成功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强制手段在这里制定一个“犹太人优先”的游戏规则。简单的说就是要求犹太农场只能雇佣犹太人。但这种亏钱的买卖农场主们肯定是不干的。所以要实现这个效果,就需要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自己去建立一批不属于某个农场主的集体农场。后来他们还真的把这类农场建了起来,还起了个名字,叫基布兹(Kibbutz),在希伯来语里意思是“聚集”。这个模式在世界上是比较罕见的,它是一种以殖民为目的,建立在种族歧视的基础上的公有制经济。第一个基布兹在1910年初建立,到1947年以色列建国前夕,这类农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5个,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基本盘。基布兹里面不仅诞生过4位总理,还养育了大量的军队官兵和高级将领,这些人在后来以色列横扫中东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布兹里的居民就是以色列的“军户”。他们平时劳作,战时参军,充满了奉献精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以色列经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执掌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是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犹太移民。也就是说当年阿拉伯联军面对的,是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军事强国。不过尽管屡次在战场上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以色列的很多左翼政治家仍不认同无节制的扩张行为。他们经历过建国的过程,深知群敌环伺下的生存不易,所以他们对以色列的发展方向有着非常谨慎的考量。阿拉伯世界有几亿人。仗,是不能没完没了地打下去的。注定的选择在以色列左翼政治家对以色列的长远规划中,有两个方案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是放弃联合国的分治方案,选择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我们这些中立的观察者看来,这个方案无疑是最正义的选择,因为它充分尊重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居民。但对于以色列来说,这个方案实在是过于先锋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他们劳动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鸠占鹊巢,让犹太人成为这里的多数。曾经的工党领袖摩西.夏里特就明确表示过:“犹太人从少数变为多数对锡安运动(即犹太复国运动)至关重要...阿拉伯人没有最终的话语权。”可以说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没打算和巴勒斯坦的原住民共享这片土地。因此,左翼政治家们还拿出了另一个相对现实的方案:充分尊重联合国的决议,自觉限制移民。即使在本方已经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况下,也不要额外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和驱赶那里的人民。持这个立场的政治家们认为:以色列的建立和存续是需要建立在巴勒斯坦人民谅解的基础上的。所以犹太人要在手握利刃的同时保持克制,然后慢慢地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和平发展的共识。克制,其实是一种在丛林世界中以最低成本维持长期生存的大智慧。然而遗憾的是,这个相对现实的方案也未能得到以色列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是为什么呢?以色列的建国模式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色彩,具体来说就是那种二战前常见的“列强分蛋糕”模式:万里之外的几个大国关起门来开个会,完全不考虑原住民的意见,在地图上随便划拉一下就决定了某块土地的归属。这种“地图开疆”出来的国家,往往缺乏一个内部沉淀和整合的过程,注定会在以后的“国生”中被源源不断的内外部矛盾反噬。比如说虽然领导以色列建国的主要力量是左翼团体,但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成分却非常复杂。犹太移民来自世界各地,资金来源则以欧美资本为主,另外社会中还混合了原住民犹太人、正统宗教犹太人等等。麻雀虽小五脏过剩。加入以色列的移民虽然都号称是犹太人,但他们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认知,彼此之间并没有经过长期的磨合,基本上可以说是临时拼凑出来的草台班子。对于他们来说,要达成一个“牺牲眼前利益,追求长远发展”的理性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从根子上来说,殖民就是殖民,无论执政者宣传什么理念都改变不了这一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掠夺肯定是不会讲究克制的。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叫“得国不正”。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人最终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集中资源提升军事实力。这样的结果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永远都看不到和解的希望,而且仇恨还越积越大。打了几次中东战争,表面上看是把阿拉伯国家都打趴下了,但与以色列为敌的人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在埃及放弃抵抗后,伊朗又组建了抵抗之弧。同时巴勒斯坦当地的抵抗组织也层出不穷。以色列要应对这种无穷无尽的威胁,就只能继续坚持先军政治。但这不现实。因为大多数人是无法长期忍受巨大的经济压力的,不可能每个国家都学朝鲜。不过以色列确实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他们在1966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生活水平提升的曙光就在眼前。从1948年到1970年,以色列人口增加了三倍,人均GDP翻了近4倍,同时还完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成绩不可谓不亮眼。不过工业化的发展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都知道工业发展有个特点:你聚集的产业链越多,效率就越高;你拥有的产业链越长,主动权就越大。而以色列作为一个仅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在建立大规模产业链方面是先天不足的。那怎么办呢?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曾说过这么一个理论:不管权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场机制都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简单的说就是谁的效率最高,资源就会主动向谁归附。而以色列就是中东地区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最优解就是向周边国家打开合作的大门,实现周边资源的归附。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辐射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庞大产业链。这样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以色列甚至有可能因此成为世界的一极。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和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再一次体会到以色列左翼政治家们的高瞻远瞩。但正如上文所说,以色列是一个复杂的国家,人们无法在和平的道路上达成共识。这样的结果就是战火横亘在了经济规律的面前,以色列和中东地区的丰富资源咫尺天涯。构建不了大规模产业链,就成不了核心;成不了核心,就只能去做别人的一部分。最终以色列不仅没有实现周边资源的归附,自己还要去依附西方产业链,成为上面的一个小节点。按常理,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并非最好的结果,因为发展的空间被锁死了,以后撑死了也就是个豪华版的来料加工厂。更不用说他们在一边挣着微薄的加工费时,一边还要应对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这个局面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前途暗淡。不过一个国家的发展,既要看自身的努力,也要看历史的进程。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彻底改变了以色列的国运。发财的秘诀上文提到过,以色列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表现十分抢眼,一举树立起了中东小霸王的人设。这场战争的胜利除了暂时解除了以色列的生存危机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美国对以色列的实力彻底放了心。老美在霸权的征途中一路走来,扶持过很多小弟,但像以色列这么能打的确实是凤毛麟角。所以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美国多多少少还会假装一个中立的姿态;而等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他就毫不掩饰地全面倒向了以色列。紧接着在1971年,美国人亲手终结了用黄金为美元背书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意味着之后美国人印钞再也不用受限于黄金数量,而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了。尽管已经如此放飞自我,但美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相信美元。不过各国人民也不是傻子,美国人这个美好的愿望要怎样才能实现呢?他们的办法就是强制石油这种最基础的现代工业资源用美元交易,该体系也被称之为“石油美元体系”。要建立和维持这个体系,美国就需要把大棒举到各大中东产油国的脑门上,逼他们在卖油的时候只接受美元。而能打的以色列无疑就是美国在中东最佳的大棒代言人。这下以色列虽然没能成为全球现代工业体系中的关键节点,但却成为了美国石油美元体系中的关键节点。这也意味着以后美国每次开动印钞机,都有以色列的一份。在整个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每年都会给予以色列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在1979年甚至高达160亿,同时每年还有几十亿的经济援助。这两个援助加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年接近200亿美元。要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自己的GDP也就一两百亿。别人送的钱比自己挣的还多,这是泼天的富贵啊。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一直持续到上世纪末,而军事援助则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仍有每年30-40亿美元的水平。果然大钱都是大风刮来的。对于以色列来说,在经济的基本盘发生变化后,原先那套由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不合时宜”了。此时要求全面融入西方金融体系的以色列右翼团体开始崛起。1973年9月,该国几个重要的右翼政党合并组成了全国自由联盟,又称利库德集团。这个政党在文化上主张犹太文化复兴,在经济上主张自由主义,在外交上奉行扩张政策,反对巴勒斯坦建国,要求独吞整个巴勒斯坦地区。1977年,利库德集团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工党,成为以色列新的执政党。不过好日子并不是马上就来,因为很快以色列就遭遇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东小霸王在这场战争中虽然依旧取胜,但却在战后遭遇了石油危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报复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对他们进行了石油禁运,导致石油价格暴涨,进而引发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生产成本大幅提升,搞“来料加工”的以色列压力山大。更糟的是,以色列为了打仗还发行了不少国债,现在需要印钞还债。结果该国的通胀率一飞冲天,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超过了百分之四百。在这样的背景下,利库德集团就在1983年开启了经济改革(利库德集团在1984年和1988年两度与工党组成联合政府)。此次的经济改革对政府借债进行了限制,同时要求央行独立,不再按政府的要求印钞,并让本币贬值,增加出口竞争力。在摁住通胀后,利库德集团又开始对市场进行私有化改革,把大量国有公司的股份出售给了国际资本。这套改革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当一个人欠的债务实在太多,已经没办法靠继续打欠条(印钞)来解决问题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比如说把车卖了,不仅能换到钱来还债,还能节省很多加油和保养的开销。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色列已经一身轻松,同时还因为苏联解体获得了大量来自前苏联的高级科技人才。于是他们就在这个时候选择了一条新的发展赛道:创业型经济。该国在1993年成立了大型的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YOZMA。该基金不仅孵化了很多科技创新型公司,还通过“风险兜底”的方式吸引到了大量国际资本的投入。于是以色列就此踏入了光鲜亮丽的投资圈,成长为了我们现在印象中的那个高科技创业之国。此次经济改革的效果十分显著,所以也被西方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改革奇迹”。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理论:华盛顿共识。后来专家们大力推广了这个理论,并把它用于指导那些同样陷入经济泥潭的拉美和前苏联国家的经济改革。不过那些国家的改革效果就比较惊悚了,他们在折腾完后基本上都陷入了长期的贫困、分裂和寡头林立的局面。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有些事情以色列能做,不代表其他国家也能做。改革不是没有代价的,卖掉国有公司和贸然开放金融市场这样的举措,会导致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只不过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节点,没有人会害他们。世界霸主对以色列只有宠溺,没有收割。他们在以色列改革的整个过程中,都在源源不断地打钱。所以任何想学以色列的国家都需要先扪心自问一下,自己配不配?另外当以色列开始吸引外资的时候,华尔街的资本天然地就愿意来这里,而且来了后也不会随便撤走。这些优势都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不过道理还是那个道理:凡事皆有代价。以色列放弃经济主权,虽然不需要担心外部的收割,但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巨大的内部旋涡。急转直下在今年10月份的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国内就出现了一批抗议人群。他们天天跑到大街上去公开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甚至还当众焚烧以色列的国旗。而以色列政府居然对此毫无办法,这倒不是因为以色列政府“心善”,而是因为这群人的身份太过特殊。他们是以色列国内最传统的犹太人群体:哈瑞迪犹太人。以色列的犹太人主要分为三个派别:改革派、保守派、正统派。改革派大多是左翼人士,他们基本上不受宗教束缚,追求的是现代化的发展。保守派则主要是右翼群体,他们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也同样看重民族和宗教传统。正统派就比较纯粹了,在他们看来,犹太教的信仰是高于一切的。而在正统派中又有一个最为极端的分支:极端正统派。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哈瑞迪。哈瑞迪反对一切世俗和现代的事物,无比怀念“美好的中世纪”。他们的男性几乎不从事劳动,一天到晚都在研究经文。这群人不仅反对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甚至还反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本身,做梦都希望以色列毁灭。当然了,他们之所以持这样的立场,并非是受现代道德观的影响,而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不符合经书上的教义。按照他们的理念,犹太人的国家只能由神去建造。凡人建立犹太国是对神的忤逆,就算建起来了,那也是一个“伪国”。如果从以色列的立场出发,哈瑞迪的这些行为基本上可以算是“叛国”了。然而正是这群“叛国者”,在以色列享受着超国民的福利待遇。他们不上班、不纳税、不服兵役,生活主要靠国家补贴,同时还拥有和其他国民一样的投票权。造成这个奇葩局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哈瑞迪作为最正统的犹太教徒,事关以色列建国的法理基础,所以以色列政府不能得罪他们。另外哈瑞迪并非“外来户”,而是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原住民犹太人。外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们面前确实有些理亏。但这些原因都不能作为以色列政府无底线偏袒该群体的理由。对于大多数普通犹太人来说,我可以不干涉哈瑞迪的生活方式,但我也没有义务拿自己的收入去供养这些人吧?一个正常的政府,至少应该做到让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对等。但以色列政府就是做不到。他们对于国内的各种矛盾完全是听之任之的态度,如果哪天矛盾实在摁不住了,他们就挑起对外冲突转移一下国内注意力。这种“粗犷”的治国方式暴露了以色列政府的一个现实:他们已经失去了管理国内社会关系的能力。而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放弃了经济主权。不掌握经济命脉,力量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钱都抓在国内外的“黄老爷”手里,政府靠什么去管理社会呢?所以中央集权一旦堕落,各路豪强必然崛起。买办型国家管理社会的方式只有一个:赎买“地头蛇”的支持。管是管不了的,但开出条件一起合作还是可以的。而以色列国内最大的“地头蛇”就是宗教势力。以色列发展到现在,其国内以哈瑞迪为代表的极端宗教派已经尾大不掉。在以色列议会的120个席位中,代表哈瑞迪的神谕党(shas)占了11席,要知道即使是执政的利库德集团,也不过30席。在司法上就更为夸张了。以色列的司法系统同时存在世俗的最高法系统和宗教法庭系统。因为以色列的首席拉比(宗教领袖)是哈瑞迪,所以整个宗教法庭系统都在哈瑞迪的掌控之下。该法庭并非摆设,而是控制了普通犹太人包括婚姻、财产、移民...在内的基层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哈瑞迪的数量如今已经从建国时的1万出头增长到了13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预计50年后他们将占到以色列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群体在以色列并非一个另类的“小透明”,而是权势滔天的“一方霸主”。本着“打不过就加入”的原则,以色列的右翼政府果断和这个极端派别结为了盟友。此时还在为以色列坚守现代国家底线的,只剩下世俗的最高法院系统。最高法院恪守以色列立国的一系列《基本法》,经常掣肘右翼政府和极端宗教派的不合法行为。比如说最高法反对右翼团体在巴勒斯坦领土的扩张、要求哈瑞迪按法律规定去当兵、派法律顾问监督政府各部长的工作......然后利库德集团就对这个系统举起了屠刀,他们于今年初开始进行司法改革。按照利库德集团的改革方案,最高法的权力将遭到大幅削弱,不仅会丢掉法官的任免权,还会失去直接否决政府决议的能力。如果此次司法改革能够最终成功,那么以色列的右翼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将彻底失去束缚,该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宗教狂热状态。而这显然是大多数普通以色列人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在今年3月25日,以色列有超过6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司法改革。面对汹涌的民意,利库德集团的解决办法是在5月初对加沙进行轰炸。可以说巴勒斯坦居民就是以色列政府用来转移矛盾的工具人,国内出问题了就炸炸巴勒斯坦人“出出气”。在以军公布了一堆“亮眼战绩”后,以色列民众的注意力被成功转移,司法改革得以继续推进。五个月后,哈马斯从天而降...末路狂飙既然拒绝了和平的道路,那么前途就只能在战场上见分晓。对于一个四面树敌的国家来说,无论外表如何光鲜亮丽,其立国之本都是军队的战力。如果军队保证不了国家安全,华尔街再捧你也没用。那么以军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呢?2022年1月的一个晚上,以色列约旦河谷军事基地突然发生交火,坚果特战营的两名以色列军官在交火中丧生。击毙他们的,是另外两名以色列军官。这是内讧了?并不是。因为以军的军火库经常遭到自己人的偷盗,所以守备的官兵早已成惊弓之鸟。那天晚上有两队人马都发现库房有军火失窃,然后都擅自行动去“抓贼”。结果月黑风高,狭路相逢,双方都以为对方是窃贼...这起乌龙事件至少暴露了以军三个严重的问题:军队监守自盗现象严重,库房随时丢失装备。军队内部管理混乱,官兵各种擅自行动。军队技战术水平低下,到了战场上连敌我都分不清楚。而这样的事件居然还不是孤例。几个月后,又有一名以军士兵在户外祈祷时,因被战友误认为是窃贼而被击毙。人们现在依然会习惯性地把今天的以军跟从前那个“中东小霸王”的形象联系起来,但时代真的不同了。当年的以色列军人是从集体农场里成长出来的国家卫士,现在的以色列军人则是整天被“黄老爷们”敲骨吸髓的苦逼打工人。以色列国内外的权贵们一边尽情享受着经济改革的红利,一边对军事开销一砍再砍,把以色列的军费GDP占比降到了6%左右。于是以色列的军备废弛就成为了常态。另外因为缺钱,以军一线大头兵的收入还非常低,甚至不到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将士们一天的工资只能在物价昂贵的以色列买到7瓶可乐。不过这都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决定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因素并不在于装备和收入,而是在于“为谁而战”。是为国内外的“黄老爷们”而战,还是为身后的家国民族而战,其体现出来的战斗力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以色列的国本,早就打包卖给“黄老爷们”了。所以对于大头兵们来说,问题就很简单了:一天7瓶可乐,拼什么命啊?于是那支曾经横扫中东的以色列国防军就迅速堕落成了一群监守自盗的乌合之众。当以军从第五次中东战争的战场上凯旋时,恐怕不会想到:这就是他们最后的高光了。而也正是那场战争,催生出了以色列的梦魇:黎巴嫩真主党。该组织在1982年成立后,就派遣了特工去往朝鲜接受军事训练。2000年,真主党通过十几年的游击战争成功将以军赶出黎巴嫩,完成了对国土的收复。同年,朝鲜教官抵达黎巴嫩,开始培训他们建造和利用地下掩体来进行作战。另外朝鲜还通过伊朗向真主党出售了大量的火箭弹。6年后,1000人左右的真主党武装在当地百姓和民兵的配合下,大败入侵的4万以色列大军。此后以色列再也不敢觊觎黎巴嫩的领土。另外朝鲜还帮助叙利亚进行了反坦克导弹的逆向工程,也向也门胡塞武装供应了大量的军事技术。朝鲜人民军把天赋带到中东,给这里的阿拉伯老乡们带来了一丢丢东亚怪物房的震撼。而获得朝鲜人民军真传的真主党,从2014年就开始了对哈马斯的军事训练。现在的以色列恐怕需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和周边对手的实力对比了。如果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表现,那么他们的安全形势将会变得十分严峻。当群狼突然发现它们围住的并非一只雄狮而只是一只病猫时,会发生什么不难想象。结语.成也萧何败萧何以色列这种通过依附美元体系而大发横财的发展模式,确实很高效。但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繁荣,就跟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毫无关系了。改革后的以色列经济,本质上只是华尔街在中东的一块飞地。那些高科技的独角兽公司,是开在特拉维夫还是开在硅谷,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局面就在客观上导致以色列人失去了与中东各国和解的兴趣。无所谓,反正我赚的是美国人的钱。共识的改变是润物细无声的,当你发现情况不对时,往往已经积重难返。1992年,以色列工党在大选中获胜,新总理伊扎克.拉宾为和平的希望发起了最后的努力。1993年,巴以双方签订了《奥斯陆协议》。相对于联合国1967年的两国方案,《奥斯陆协议》严重偏袒了以色列,它承认了很多以色列通过非法侵占所获得的利益。但即便如此,就因为该协议会导致以色列停止继续扩张的步伐,它就未能得到以色列社会的广泛认可。拉宾本人也在协议签署的两年后被自己人刺杀,至此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如今以色列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经济买办化,社会极端化,政治军国化,军队不像话。该国的存亡实际上已经完全系于美国霸权之手。美国霸权昌盛,以色列就能在未来继续参与收割世界,获得大量资源。那么其国内外的各种矛盾都可以花钱去暂时平息。而如果美国霸权一旦衰落,以色列就会马上裸泳。因为没有霸权的对外收割,就没有新鲜的利润输入。在这种情况下,各自为战的利益集团只会为了存量蛋糕而互相撕咬。至于国际资本,他们会拍拍屁股走人。现实地说,以色列的未来只有两条出路。第一条路是祈祷美国的全力支援,包括打仗的时候亲自下场帮忙,发展的时候继续疯狂打钱。这条出路的问题在于,现在美国自己都有点力不从心了。他们在亚太地区投入了七成的海上力量也减缓不了自己步步后退的颓势;在俄乌战场砸下重金也没能压垮俄罗斯;在中东横竖杀不死叙利亚;在海湾地区眼睁睁地看着沙伊两国走向和解而无可奈何;......美国人在这个时候最不想听到的,就是以色列的救命声。他们最近甚至连以色列的商船被胡赛武装袭击都无力阻止。第二条路就是开启内部革命。这条出路需要依靠左翼力量去改变社会结构,控制社会资源,戒断美元霸权的毒瘾,把国家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然后回到和平发展、勤劳致富的正道上。但这条道路同样艰难,因为以色列人恐怕没有足够的共识和凝聚力去逆天改命。所以此次巴以冲突大概率的结果,就是当前的右翼政府找个机会单方面宣布胜利,然后休战。当然,如果以色列的损失太过惨重,也不排除内塔尼亚胡被轰下台的可能,但这改变不了大局。该国只要拒绝和平路线,同时又无力消灭周边的敌人,那么他们在未来就会继续受到周边敌对势力的攻击。最终以色列国内巨大的社会矛盾会在持续的外部压力下被彻底引爆。那么他们的未来到底是亡国有日?还是不破不立呢?我们拭目以待。2024-07-05 16:53·中国网人伦-哔哩哔哩冲叠颈濒颈产颈濒颈

说罢直接将电话递给了李晴月

发布于:普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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