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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晋时期的礼制类奏议，探析两晋礼制类秦议特征2023-12-30 18:06·史说有道引言奏议类文体具指臣官向君主呈递一切有关国政事务的文书篇章，其中囊括丰富，在体现臣子治政能力与水平、治政思想与理念的同时，也能反映相应时间段内的政治状况、社会世情等。两晋是一个倡导以孝治国，崇尚礼教的时代，其现存的奏议文中，礼制类奏议占有重大比例。以两晋时期的礼制类奏议作为研究对象，就其所涉及谥法制度、丧服制度、辞让礼仪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探讨，揭橥臣官面对礼制问题时所表达的观点、提出具体处理方案以及背后体现的礼义思想。以一朝之臣对诸多礼制问题的争论，折射出两晋时期，在对汉魏礼仪制度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变化与发展。而礼制实施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礼制问题同时也关乎两晋礼治的成效、政治状况的演变、社会习气的引导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对奏议类文体的溯源与绍介，以及两晋礼制类奏议文存文情况的了解奏议类文体是在秦朝确立朝议制度后，真正作为一种朝廷公文而产生,并伴随着后世历代朝议制度的沿用而不断发展。奏议类文体的这一大类之下，出现了“章”“表”“奏”“议”“启”诸多不同称谓，且应用上存在差异与侧重的文体，对它们进行辨析，在共性的讨论之下，进一步明确奏议文体的准确范畴，即臣官向君臣的陈政进言。将两晋时期奏议文中，一切有关礼制层面内容的归纳为两晋礼制类奏议文，从存文情况来看，两晋礼制类奏议文主要是臣官对吉、凶、军、宾、嘉五礼所涉及的礼仪制度相关实际问题的探究与处理，并加以举例说明。秦初奏议制度的确立伴随着奏议文的形成，此后在历代史著、文集汇编中皆可见奏议篇章之记载与收录。据《隋书·经籍志》载，南朝梁时期已出现奏议汇编专集，或以朝代划分为断，如《汉名臣奏》《魏名臣奏》《晋诸公奏》；或以奏者奏议成集，如《汉丞相匡衡、大司马王凤奏》《刘隗奏》《孔群奏》等。记载着“历代典制沿革之由，政治得失之故”（《四库全书总目》语）的奏议文类，宋代以降，愈为后世朝政所重视，体现于更多的奏议文以个人选集、全集或别集、总集的形式编撰成册，以《包孝肃奏议》《张文忠公奏疏》为例；出现了《国朝名臣奏议》《国朝诸臣奏议》《历代名臣奏议》等历代奏议文的汇集。由此可见，在以朝议为治政制度的中国古代社会，是奏议文形成、发展与完善的累积时期，在此期间，不仅实现了将奏议文载于史册、录入文集、作为单独文类编撰成集的文献整理成果，与此同时，伴随着文学批评的发展，《典论·论文》《文心雕龙》《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古文辞类纂》等文学理论著作亦对奏议类文体之缘起、创作要求与特点等有较深入溯源、发掘与评点。二、对两晋有关谥法制度的奏议文研究西晋承继汉魏谥法制度而来，在给谥原则上有接续也有变革，借助两晋臣子谥议文中，对获谥对象与定谥原则中对于爵、行、谥三者关系的讨论，可知两晋臣子实现了对前代按爵给谥原则的变革，并由此探讨其中与君主才能、门阀政治的缘由关系。而在谥字选定与避讳中，臣子们则对君臣同谥是否合宜进行了辩论；通过对官员谥号的议定，又可总结出两晋时代对臣官政治德行与品质的要求，及讨论这种具体要求与当时朝政、社会风气的关系问题。以文体学角度进行的中国古代奏议文研究，或以讨论文体之发生演变为主题，如吴承学、刘湘兰《奏议类文体》；盖晓霞《汉代奏议类文体研究》、韩建立《古代奏议文的演变》、武建雄《奏议文体的源流演进及发展分期》等。立足于奏议文的文体研究，涉及其艺术风格特征方面的探究成为重点，仅举以数例如下：许结《说“渊懿”——以西汉董、匡、刘三家奏议文为例》、王启才《汉代奏议文风的衍变》；张安祖、孟庆阳《初唐贞观时期的奏议文体类目及其风格特征》；王玉林《<文选>“弹事”与齐梁奏议文风新变》等。对奏议类文体功能与价值的探讨，则有刘丽珍《古代奏议继承价值探微》、辛颖《从秦汉奏议探析我国古代奏议类文体之功能》等。将奏议类文体同其他文体、不同作者的奏议风格之间进行联系与对比，以冯良方《双栖写作下的文体渗透——以汉赋和汉代奏议文体关系考察》、王征《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张天城《陆贽与苏轼奏议比较研究》为例。文献学、文体学两大研究角度以外，从奏议文内容本身去延伸探讨的各类问题则较为广泛，列举主要的叁个方面：一是将奏议文与具体政治、军事事件相联系，如李细珠《预备立宪时期的平满汉畛域思想与满汉政策的新变化——以光绪叁十叁年之满汉问题奏议为中心的探讨》、张亭立《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工兵垣奏议>》、王启明《<抄本奏议>与清末新疆新政的筹备》、张洋洋《丁酉战争时期邢玠对于明军粮饷问题的措施研究——以<经略倭御奏议>为中心》等。二是将奏议文与思想史进行结合探讨，涉及经学的有唐明亮《从<汉书>七纪一传诏令奏议中看西汉经学之变迁》、陈美云《<陆宣公奏议>在中唐儒学复兴中的先导作用》、周淑萍《孟子与宋代政治文化——以宋人奏议为中心》；以及其他如武建雄《北宋奏议中的政德思想及其内涵》、吴娱《范仲淹治边思想的复杂性——以<范文正奏议>为中心的折射》等。叁是从奏议文中反映出的或与之交涉的制度相关联，如马海燕、郭艳华《北宋仁宗朝谏议文学管窥》中论及的谏议制度与谏诤意识；寇欢《北宋奏议留中研究》中讨论奏议留中带来的弊端等。叁、两晋时期奏议文的研究特点将奏议文的文体艺术风格与流变的探讨作为着重点。从以上罗列的研究性成果可知，当前的两晋时期奏议文研究主要在文体学领域展开，对于奏议类文体艺术风格的探讨成为着重点。以赵华超《东晋奏议文研究》为例，其从内容上将东晋奏议类篇章分为劝进、陈谢、教化、时政、军事、经济、议礼等多方面，阐释东晋奏议文学性——重情风尚、平实与华丽并行；肖晓会《汉末魏晋奏议文研究》梳理了奏议文体风格之流变，“典雅渊懿—清峻骋辞—平易晓畅—理周辞要—浮辞日增”，还论述了汉末魏晋奏议的文学成就。以专门探讨、微观细致研究为主要特征。现有与两晋时期奏议文相涉的文学研究中，大多只是将其作为整体中的一个点、面、发展阶段来探究。仇海平《秦汉魏晋南北朝奏议文史》，是较早对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奏议文进行专门研究的一部着作，即将两晋时期作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整体时段下奏议文发展的一个阶段，主要陈论该阶段的奏议文具有多元并存的特点。王勇《奏议文的演进与汉魏六朝文学变迁》中则以两汉与六朝为时间段，论述奏议文在六朝时期重“文”轻“笔”发展之下文体品格的下降；以及王田田《唐及唐以前藉田奏议辑证》中论及两晋时期杜预与温峤的相关奏议等。上述研究皆不是将西晋时期奏议文作为一个主体来探讨，未能系统地展现两晋时期奏议文的整体面貌。文学的发展有其固然承续性，能够将前后连贯论述自然是完备的，只是囿于主次之分、文章篇幅等诸多原因，致使对两晋时期奏议文的论述仅是对其特定方面的探究。结语世人多以六朝为文风渐变绮靡的时期，如上文提及的“晋宋间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从整个文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样的论断诚然无误。但在这个文体文风发生明显变化的晋宋六朝时期，并不意味着彼时所有文体正在随此发生或已经完成骈体风格的转变，以现存的两晋时期奏议文来看，其在形式上仍然以散文化的句式为主，偶尔夹杂稍显工整的对句，可谓融骈俪于散行文句之中，例子不多且仅是粗疏意义上的对仗。通过整体判断可知，两晋奏议文所受骈体书写形式的影响不大，仍以散文化的句式写作，大致上不存在如朱元璋等后人所指晋宋以后骈体文诸多的弊病，故而两晋时期的奏议文不属于六朝骈体文行列。故而《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在论表体时皆谓“窃尝考之，汉晋皆尚散文”“至论其体，则汉晋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在将表体划分为古体、注重声律的唐体与宋体，唐前的表文属于古体的散文范式自是无疑。明确其乃同于汉魏等近古的散体文章，是对两晋奏议文在骈散区分中的真实辨别。在明确两晋奏议文是以继古而来的散化句式进行书写后，再结合后世对叁代典谟延续而下的散体风格表示向往之情，并期以实行文体文风的变革，可从这一角度上对两晋礼制类奏议文加以进行文学风格的探究。参考文献《文章辨体序说》《唐及唐以前藉田奏议辑证》《隋书·经籍志》《东晋奏议文研究》第一批痴迷跑马拉松的中产男，快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