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穿成霍格沃兹的画像 ...
但是，说到李晨和范冰冰，肯定还有很多人记得，两人曾经热恋时候的甜蜜。
2024年12月20日，深度解析王安石和司马光因变法产生的对决，怎样倾覆了北宋帝国？首发2023-10-30 20:42·逸峰角度序言 :公元1127年，女真族的大金铁骑攻入东京汴梁，北宋帝国一触即溃、轰然倒塌。这个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乃至在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有宋一代”瞬间灰飞烟灭。这就是让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汉民族，至今熟知并痛心的“靖康之难”。这幕惨剧时距大宋建国已经过去了151年。时距王安石发起那场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58年。时距司马光重新执政，废除王安石的变法改革，已经过去了42年。一年半后，王安石和司马光去世。时距宋哲宗亲政，再一次起用变法派的元丰党人，全面恢复王安石变法新政，已经过去了34年。（由于变法止于宋神宗去世的元丰八年，因此王安石之后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司马光之后反对变法一派被称之为“元祐党人”。）时距宋徽宗继位，再次起用反对变法一派的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7年。时距在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明星之一、也同是元祐党人的苏轼去世，已经过去了26年。“治大国如烹小鲜”，需要谨慎耐心，远虑持重，举轻若重。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需要变革时，也须循序渐进、因势利导、稳步推进。而从以上的时间轨迹上，不难看出北宋帝国政策制度体系，是怎样的此起彼伏、朝令夕改、波诡云谲和政潮叠起。每翻覆一次，帝国的元气便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而随着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势力已由道义和政见之争，蜕变为私利、意气和权力之争——君子之争堕落为小人之争。帝国政治此后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而随着苏轼的去世，一个光风霁月的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大宋的政治舞台上，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政治空前极度恶化、社会伦理急剧沦落、是非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再加上那位艺术造诣冠绝天下、在政治治理却颟顸昏庸宋徽宗，一番“浪漫”加“轻佻”的折腾，北宋帝国已经由一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25年后，随着北方席卷而至的一番暴风骤雨，北宋帝国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结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那次变法，回望让汉民族骄傲且痛心的那段历史，一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种是北宋帝国的覆灭，是因为身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和伟大的文学家苏轼，不支持并阻碍享有伟大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的变法图强，而带来的后果。另一种说法则是: 这一切都是王安石惹的祸。（一）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军队攻入了北宋国都汴梁的皇城，使一块密置于太庙寝殿夹室之内的石碑大白于天下。这块石碑是新皇帝继位时，参拜太庙时必须启礼跪诵，永远遵守的誓词。这个夹室，除了皇帝，其他人不得入内。因此，此前没有人知道石碑的内容。王夫之《宋论》卷一中记载：“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有三: 1. 保全柴氏子孙；2. 不杀士大夫；3. 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是“有宋一代”最具有人性光辉的大宪章。也是中华历史五千年以来，人治独裁的封建体制中，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的最慈悲、伟大、开明的祖训誓约。这也是中国大一统朝代中，宋朝是唯一一个没有亡于内乱的原因。这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缔造的宋朝虽然疆域最小、武力最弱，但却与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这几个中国历史上最极品皇帝并列的原因。有宋一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和科技达到最巅峰的时代。然而，有光明的地方必然伴随着阴影。“永不加赋”带来了民生富足，但却使帝国财政与其跨越式发展的经济体量形不成匹配。与其灿烂辉煌的经济、文化和民生相比，这个帝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却长期窘迫，如影随形地贯穿了三百多年的整个统治时期。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实在没有给赵匡胤留下什么好印象，重文轻武的意识影射到帝国的政治体制，因而导致了宋朝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朝代中，疆域最小、武力最弱的一个朝代，北宋和南宋先后被两个游牧民族打断、灭国。整个宋帝国存在的三百一十九年间，对外战争少有胜绩。这个虽然与“燕云十六州”的先天缺失有一定因素，但也不能说跟帝国的军费开支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宋帝国免除兵役，实行的是“募兵制”，这个国防政策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赤字。给本就不堪重负的帝国财政雪上加霜的正是“冗兵”和“冗官”。“冗兵”即由国家财政养兵。灾荒之年亦将军队作为收募饥民、地痞混混们加以管束的机构，避免饥民滋事作乱。百姓一旦应募入了军籍，生老病死不得脱籍为民，于是，兵营中到处充斥着老弱病残。为了保持战斗力，还要反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禁军是帝国正规中央军，厢军为地方部队。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厢军总数为37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为91万；仁宗庆历年间为125万。随着不断的非良性膨胀，到了神宗皇帝登基前，已经增至140万，光军费开支一度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而北宋帝国军队的人数，并不是与能打仗成正比的。相反当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奇怪的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无从谈起，战绩也就可想而知了。（二）以文制武是宋帝国的基本国策，再加上赵匡胤“太祖勒石”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宋朝的官吏和读书人的待遇和地位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北宋帝国的官员，俸禄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最为丰厚的。而其行政设计却是实现官、职、差分离的制度，就是上下各司官员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讲，就是本部门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官，只用来确定相当于品级、俸禄多少的一种类似爵位的阶级；职，只代表一定的荣耀，如大学士、学士等等；差，才是真正派遣去执行某种事务的实际权力和责任。官职和实职的分离，造成了大量的官员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随着一年年科考新官员的增多，闲官的数量不断加大，逐渐形成了困扰朝廷财政的“冗官”问题。占比十之七八的“冗官”，既有钱又闲散，数量庞大，其文化素养、消费能力和高品位的时尚创造力带动了帝国消费市场的繁荣发展，倒也成了经济文化达到鼎盛的巨大培基之一。大宋帝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最发达的巅峰时代，GDP为历史上大一统帝国之最，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建设、科学技术、生产工艺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万人以上的私立大学，各种书院此起彼伏，兴盛发达。有宋一代，中国人向世界奉献了“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那个时候的瓷器达到了历史上最高的审美标准。造船、建桥的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文学艺术领域更是文采风流、星汉灿烂。代表中国古代文章最高水准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个出自北宋。诗词、书法、绘画、塑像和建筑等审美已经身处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在这繁花似锦的背后，却是国库积贫，军队积弱已成定局。帝国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局面之中，在神宗皇帝登基时，已经呈积重难返之势。除了冗兵、冗官和其他的正常财政开支外，每年还必须支出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和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的“赏赐”，虽然这只占到财政收入百分之二不到，但每当皇帝感觉国库捉襟见肘之时，这两笔支出带来的耻辱感应该也特别强烈。这也是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一种直接表现。希望励精图治的宋神宗赵顼，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找到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一些元老重臣全都语重心长告诫皇帝的，全都是怎样爱养民力，怎样布德行惠、任选贤能。全都是要他亲贤臣、远小人，要他持重安静、恪守祖宗礼法。唯独没人告诉他，这个日子快过不下去了，该怎么办；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样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才能夺回燕云十六州，让大宋帝国长治久安、扬眉吐气……德高望重的老宰相富弼甚至发出忠告，如果皇帝能口不言兵，也不去重赏边功，则是国家幸甚、天下幸甚。无独有偶，有一天，年轻皇帝穿了一身戎装来看皇太后，但赵顼的英姿勃发让皇太后很是喜欢的同时，却向其发出告诫:“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春秋时期的军事家司马穰苴有句著名的名言警句:“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从皇太后到大臣的这种共识，也宿命般地预示了北宋帝国58年以后的悲惨命运。学者柏杨对宋神宗赵顼做出过非常好的评价，说他在宋廷十八朝中，算得上一个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他身穿戎装，间接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和对富国强兵的渴望。而他面对官僚膨胀的朝廷、臃肿而不强的军队，还有外表光鲜亮丽，内部却积贫积弱的状况，这些元老重臣的治国理念和劝告，难免让年轻的皇帝感到失望和沮丧。只有一个人跟他想着一样的问题，愿意与皇帝讨论他想知道的一切以及想达成的目标，并胸有成竹地告诉他：只要君臣一心下定决心变法，实现富国强兵、再现汉唐盛世并不是一个难事。这个人就是王安石。而刚刚20岁出头，希望大有作为的神宗皇帝在如此情况下，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全面负责启动了北宋帝国为期十七年的变法事宜。而当时的宋廷反动派当中，在各方面能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三）据史料记载，在变法启动以前，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在神宗皇帝面前，就变法起源曾经有过一次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这次争论的内容，大体代表了双方的基本分歧之所在。王安石分析了造成国家财政状况恶化的原因，是没有经济人才，也就是善于理财的人。并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要制订一系列经济变革措施和法令法规。司马光则认为，所谓善于理财，从根本上讲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这样有违祖训不说，还会影响民间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王安石说道:“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而能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大不以为然，认为天下钱财万物皆有定数。政府不应该干涉经济，设法在老百姓那里转移份额、巧取豪夺，这样比强加赋税还坏。司马光坚持认为，西汉桑弘羊那一套，就是在与民争利，欺蒙天下。王安石变法无非就是模仿桑弘羊那一套。事实上，西方对于经济体制内对于此类型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类似于西方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主义之争。上个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大萧条，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他认为适当的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而哈耶克则坚决主张市场可以自我调节，国家干预只会带来混乱。直到现在，采取怎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来控制各方面的经济危机，以及在特殊环境下，政府是否或怎样实施宏观调控等等，依然是摆在全世界经济学家面前的课题。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汉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桑弘羊已经开始着手启动这个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工商富国的引擎，可谓计划经济的鼻祖。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桑弘羊高度评价:“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桑弘羊当时改革之一的“盐铁官营”，也并非与民争利，其作用也不仅仅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限制豪强垄断基础物资，平抑物价、有效预防地方势力做大方面，均获得了巨大的收效。另外在大规模工业生产协作方面，其先进的、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和技术工艺改进方面，比之以前规模小、技术落后的私营盐铁业来讲，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光是司马光对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深恶痛绝，历朝历代图强变法的改革家通常会遭到这些守旧派和腐儒的攻讦和不遗余力的打击，桑弘羊也一样。始元六年二月，霍光召集各地到京的贤良文学召开朝廷会议。在会议上，就商议废除包括盐、铁、酒类官营等在内的经济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贤良文学们拿出此政策产生所的弊端，和所谓“与民争利”的借口对桑弘羊展开猛烈的攻讦，由此引出了振聋发聩的“桑弘羊三问”:“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的财政开支，光靠农业税收根本不够，如果不执行这些制度，国家财政还可以从何而来？2，一旦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紧急事务，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3，如果中央在财政等各个方面没有对地方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一旦地方势力膨胀、尾大不掉，造成藩镇割据或起兵造反，怎么办？”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在汉朝后期，基本沿袭未变。盐铁官营在以后的大一统朝代中，依然被广泛采用，但桑弘羊在后世一些所谓“贤良文学”心目中，却留下“与民争利”、“巧抢豪夺”的名声。（桑弘羊具体故事见本文作者《两千多年前西汉一次经济会议的话题，到现在还在全球范围内讨论》一文）变法改革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美方案。一套系统性的变革，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局部方面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不应该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很大一部分都是沿用西汉桑弘羊的经济思路。宋朝称得上民生富足，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前提是长治久安，民生前面是国计，民富前面是国强。忍耐和屈辱是带不来长治久安的，如果司马光能看到58年以后的“靖康之难”，还会诟病汉武帝“穷兵黩武”，致使民生凋敝吗？然而，身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也并非毫无道理。他在财政、金融及其他经济学方面与王安石差距太大。但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以及对历朝历代治乱兴衰深刻的理解与洞察力，王安石又是望尘莫及，无法与司马光相比。二人如能精诚合作，必能裨补缺漏、相得益彰。但历史没有如果，随着两位政治领袖的渐行渐远到成为不共戴天的政敌，帝国最高管理层彻底分裂，其后遗症也使宋帝国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风雨飘摇……（四）神宗皇帝最终下定决心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因为帝国财政状况已经日益窘迫导致举步维艰，很难往前走了，变法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另外，王安石的一套成体系的变法理论有的已经经过了验证，对年轻的皇帝来说，有着极强的说服能力。那次著名争论中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加赋税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比如加快资金周转，改进生产条件以促进生产等等皆属于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就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类似政策。这种方法早在王安石当县令的时候就曾经试用过，并深受百姓欢迎。小范围验证后，开始在他的辖区广泛推行应用，效果颇佳。当时帝国的农村高利贷盛行，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最主要的原因，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之时，由政府出面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五分之一）。这样做既可以扶助农桑、保证生产，又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是一个功德无量、一举双得的好办法。此“青苗法”与其他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采取金融调控方式管理国家的方法，其深度和广度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尚属首屈一指。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惊叹：“早在九百多年以前，王安石就采用了以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他的思想离现代经济思想近似，而与他所处时代相去甚远。”用台湾作家柏杨的话说：“王安石是一个时代超人。”他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太多。但这也成了一把双刃剑，成为一些不幸后果的来源。后有人感叹：天还没亮，王安石起的太早了！司马光对王安石变法的发对，也是建立在对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和把握之上的。他对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推崇备至，并立志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从他的不朽大作《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汉武帝和桑弘羊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争利之门。而王安石一些变法措施，比如桑弘羊的“均输法”就被王安石全盘照搬，连名称都没改。所谓均输法，即规定凡郡国向朝廷进贡的物品，均按当地价格折合成当地特产物，上交均输管理部门，再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各地以稀缺品高价出售。这样宏观调配各地土特产物，避免中间商的高价盘剥，使各地物资均匀调配。朝廷既可以不费分文得到各地物资，且能通过转运贩卖得到高额利润。桑弘羊此法推行短短一年，山东漕运从汉初的几十万石猛增至六百万石；国家的所有应急粮仓和边境粮库装满了粮食，丝绸布帛比汉初增长五百万匹。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就是桑弘羊当时所称的平准法，即设立由国家控制全国物资和商业流通物价的专门机构，通过调控市场物资的高抛低吸，达到平衡、稳定物价的效果，同时还有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这些除了彰显在两千多年以前适时的计划经济优势，还颇有现代金融运营的影子。但这样也造成一些商贾无法牟利，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的情况。此外，还有“算缗”与“告缗”制度的实行。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就是凡有人告发商人不申报或不据实申报上税者，可将所没收商人全部财产中的一半给与告发者奖励。一时间，“告缗遍天下”。被告发者除了被没收全部财产外，还要充军戍边一年。这样的制度虽使得各级政府得到民间财富数以亿计，但中产阶层破产者不计其数，制度的另一方面却有着激发人心向恶的后果，自然让着力于劝人向善、注重德行的司马光深恶痛绝。（五）司马光不止一次地给神宗皇帝讲过汉初“萧规曹随”的著名历史典故。他对曹参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创文景之治先河的施政理念推崇备至。（萧规曹随的具体故事见本文作者《“萧规曹随”——汉帝国特定环境下有趣、无私而质朴的施政理念》）司马光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到执行，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以养民为主，政策不可朝令夕改，帝国政治结构不可轻易动荡。汉初的曹参曾经抓住了一个深层的要害，他认为最难治理的并不是民，而是官吏。只要让官吏们清静无为，不给他们扰民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做到官安其位、民乐其业，华夏民族自然会产生出无穷无尽的物质与精神财富。这些也正是司马光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大国进行一场大的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上上下下的各方面人才是最关键之处。后来的事实证明，变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得不到以司马光为首的重要臣僚的支持，王安石不得不冒失地启用一大批缺少阅历和经验，很少经过生活和人品考验的新生力量，也造成了变法中重要环节的偏离和失控。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生力量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握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变为投机取巧，再变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让人叹息的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邓绾等全部声名狼藉，绝大部分被列入史书中的奸臣传中。司马光以他对历史和帝国政治体制独特的认知能力，以及对历朝历代吏治方面的深刻理解，以洞察人心的眼光精准地预测到了对于变法当中，人为方面造成的灾难性不良后果。但在帝国财政出现重大问题急需变革时，司马光却显得战略眼光不足。汉初和现在的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不能因循守旧，缺乏变通和魄力，和施政理念过于理想化。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有着非常良好的品行、文名、官声、以及不同领域上的惊人才华和施政能力。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方面，二人不同于凡人的倔强和毅力也极其相似。王安石久怀变法之心。他成名后，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高官职位，要求去地方担任县令等小官，声称皇帝一日不考虑变法，他就一日不出任高官。神宗皇帝下决心支持王安石开始变法事宜后，司马光去了西京洛阳，专心致志地撰写《资治通鉴》。皇帝曾准备任命其相当于主持帝国军事第二把手的枢密院副使，遭到司马光谢绝，他直截了当告诉皇帝，除非彻底放弃变法，否则自己不会出任朝廷任何高级职位。两位政治领袖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令人仰慕，但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实在让人感慨万千。其实二人并没有任何的私人恩怨，相反都相互欣赏倾慕。在王安石尚未进入中央决策层以前，司马光与人们普遍印象的一样，认为小他两岁的王安石不同于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是惊世骇俗：“介甫才华横溢、学识渊博，志向高远。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担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但当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动派之后，曾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回应就是那篇著名的、曾经编入过中学课本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个人友情上彻底决裂，分道扬镳。北宋帝国最大的不幸就是二人成为政治死敌。导致了在这两面大旗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分裂成两个阵营，从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逐渐蜕化为权力之争。而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逐渐丧失了理性和伦理的约束，是得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最后整个北宋帝国便裹挟在一片邪恶的气息中，陷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野兽般相互撕咬中，而后在此起彼伏的交替折腾中，大踏步走向黑暗的深渊……（六）王安石变法，其政治善意和目标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变法事宜的推进，国库越来越充盈。一直到十几年后宋徽宗赵佶登基，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于是，品味相当高、生性相当轻佻的艺术家赵佶开始了花样翻新的折腾，与他周围堪称史上最为庞大的奸臣集团一起，将祸国殃民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直至帝国滑至崩溃边缘。此是后话……国库充盈这个变法的基本目标达到了，但由于用人不当，也造成了变法过程中可称得上灾难的后遗症，比如民间活力萎缩，国民经济一时陷入萧条状况。再就是几乎所有的元老重臣，以及最重要的文化名人们全部变成了变法的坚定反动派，国家管理层彻底分裂，演变为政治空前恶化与堕落的党争。从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开始，到公元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为止，王安石在皇帝支持下被称为“熙宁变法”，跌沓起伏地历经了十七年。刚继位的哲宗皇帝只有9岁，由素来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代处国事。五月，司马光奉命返回京城全面主持帝国政务，义无反顾地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并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这次反转史称“元祐更化”。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细节：曾经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新政的苏轼，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一些经过实践证明于民于国都有利的合理新政政策，但遭到司马光都断然拒绝。苏轼等人叹息道：“奈何又一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一个跟王安石一模一样刚愎执拗的宰相啊！这种非理性政治头脑让苏轼感到极度不安，他越来越觉得美好的品格被过分滥用，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和长远的目光逐渐消失，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和刚愎自用。一年多以后的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66岁的王安石和68岁的司马光，在这一年的四月和九月分别去世。至公元1093年的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清除变法新政、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已经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正式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的一派则被人称为“元祐党人”。这年宋哲宗开始亲政，他再一次起用元丰党人，全面恢复变法新政。在宰相章惇主持下，严厉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轼等元祐党人在章惇这位昔日好友的苛刻荼毒下，陷入晚年极其悲惨的境地。在章惇那里，人们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不计后果、不遗余力地整治政敌，和什么叫政治迫害和政治谋杀。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掘墓鞭尸，同时制订了一整套摧残元祐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是当另一个元丰党人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以免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苛酷毒辣的念头。公元1100年，24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她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元丰党人同样遭到了无情而严酷打击。此时，党同伐异、驱逐异己成了北宋帝国朝廷之上的主旋律。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亲政。政局又开始反复……后记 ：艺术家赵佶当政后，并没有什么治国方略。执政之初，也曾虚怀若谷地听取各方不同意见。向全国发布诏书，表示自己对元祐、元丰没有成见，一切只看对国家是否有益。然而，才过去一年多，赵佶“轻佻”的性格开始发挥作用。他先后启用曾布、蔡京等元丰党人，出尔反尔地开始了重大转变。尤其是蔡京上位后，一手造成了帝国官场彻底趋向厚颜无耻和卑贱猥琐。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徽宗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法政的诏书。自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整治保守派人的“元祐奸党案”，和“元祐党人碑”。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享誉当时、以文化成就震古烁今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程颐、黄庭坚、范纯仁等数百人。比起章惇曾经欲把司马光掘墓鞭尸的粗野凶暴，蔡京的手法更加阴狠老辣。他直接指向的是这些政敌们生前身后最诊视的部分：千秋名节、和子孙后代的尊严。他将名单下发至全国各地，命令全国州、府、县、郡，务必将“奸党”名字刻在石碑上。他们的子孙不得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不得与皇族通婚……范围之广直到今天在某些地区还能看到“元祐党籍”这种石碑。蔡京的打击范围早已不是政见不同的政敌，被列入奸党名录的包括他的政敌、竞争者、意见不同者、曾经批评和得罪过他的人。其中就有他昔日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如章惇和曾布。然后，审美以及绘画冠绝天下的艺术家宋徽宗便以他有限的生命，投入了无限的、高品味的快乐追求中……至此，我们应该明白了些什么？一个帝国的覆灭，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重大事件可以造成的。从变法开始，其过程为亡国埋下了伏笔，但亡国却与变法不变法本身相关不大。再繁盛的帝国也经不起如此频率的反复与动荡。正如我们开头说的那样，上天好像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一样，数年间，每反复一次，便使帝国的正气与元气衰减一分，直到病入膏肓。光风霁月的大宋风范，随着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而逐渐消亡。在他们开辟的道路上，那些不成器的继承者们越走越远，越来越趋于下流。而随着苏轼和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随他们远去的，何止是一个曾经繁花似锦的朝代……深度挖掘历史，一起传播正能量。欢迎关注@逸峰角度解读岳飞被害真相，深度挖掘杀害岳飞的首恶真凶站在真实的历史角度看《大明王朝·1566》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司马迁的局限——看《史记》，论李广、卫青和霍去病一千多年以来，我们确实误会了关羽——论述襄樊之战的前前后后万古云霄一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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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玩恭王府之后逛什刹海
苏筱芮表示，消费金融机构应当从顶层制度进行完善，利用金融科技强化客户的身份识别，并完善授信管理流程，将具体的责任落实到相关负责人。此外，机构还需要加强内控合规管理，履行各项操作规程，杜绝违规违纪。想了想，又拿起楚钦的另外一只手机，也给发了一条微博。她无比感激和她一样想哥哥赢这场球的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