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欢-风玖蓝冲读趣
宋志平对话梁晓声：我们都是平凡人，平凡之事也能做到最好原创2024-01-03 13:57·中国公司家杂志平凡绝不等于平庸，人生确有不能承受之轻。文｜《中国公司家》记者 梁宵编辑｜米娜图片来源｜会议现场2023年12月9日~10日，由《中国公司家》杂志社主办的“第二十一届中国公司领袖年会”隆重举行。在首日举办的“尖峰对话”环节，著名经营管理专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公司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与著名作家、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就“商业中的人文精神”展开对话，主持人为《中国公司家》杂志社副总编辑何伊凡。以下为对话实录，有删减：何伊凡：我们先从一个轻松的问题开始，对于青年。我知道宋总您17、18岁的时候就插队了，做过知青，而且还做过生产队队长，这一段岁月对您有什么影响？著名经营管理专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公司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宋志平：我先说一下，今天梁老师来了，我是对他非常尊敬的，这么多年读了梁老师不少的书，最早也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后来看过《人世间》，让我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伊凡讲的，我也插过队，做过知青，跟梁老师的经历差不多，他是到的兵团，后来又去读书，他是搞创作，我是做公司，差不多是一样的人生际遇。那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感受和经历是什么？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三点：第一点，我在插队那三年里面，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理解了中国最基层社会的这些人。这对我一生非常之重要。因为过去我们是个农业国家，要了解中国，很重要的是了解中国的农民。虽然我插队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一课算是给补上了。第二点，我学会了怎么应对困难。因为我插队是自己在一个地方独立生活，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困难。18岁时，我做生产小队队长，其实我对农活并不太懂，当队长，200个社员，你怎么安排工作呢？所以每天晚上我就把五个老农叫到我们队部，也就是牲口棚里面，每天晚上问他们该怎么干活，白天他们到大田里去查看，晚上给我汇报，我拿个小本子给记下来，第二天早上再去敲钟。所以那时候很多的困难，包括生活的困难——一个人在农村里面生活，还要自己做饭。尤其是冬天，那时候冬天不敢点煤火，怕中煤气，晚上都是穿秋衣秋裤睡觉，不然被窝太冷了，有时候半夜冻醒了，一摸这头，很冷，我想“哇，别把这头给冻僵了，冻坏了”。那时候确确实实遇到了很多工作上、生活上的困难，但是那样的困难都闯过来了。这段经历为我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做公司这些打下了一个底子，因为现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想再难难不过插队的时候，再苦苦不过那时候吧。我记得我有一次干活，村里的孩子们还要来比试，看你干得怎么样——就用牲口犁地，这不光需要力气，也需要技术，但因为我不大会，一天下来满手都是泡；还有一次扛麻袋，100公斤的麻袋，其实扛是扛不动的，是用背驮着，每一步都走得重如千斤。我有时候常常回想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想现在再困难，和那时候比不也好多了吗？所以这一段困难经历对我很重要。还有一点，我在插队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学习，那时候在农村里也去找各种各样的书，其实我早期是个文青，喜欢读小说等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老舍的、茅盾的、丁玲的，尤其是读五四时期那些作家的小说；再一个我喜欢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年上海也有《自然辩证法》杂志，我喜欢读这个。我讲这个，是想说在那个困难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学习，这对我后来上学、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何伊凡：梁老师对知青也非常了解，您写过很多知青的故事，宋总刚才的描述有没有让您产生一些回忆？扛麻袋、犁地这些您也都经历过？梁晓声：我已经看了宋总送我的他签名的书，里面有对作者的介绍，所以当知青这段故事我已经有所了解。当年的知青差不多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插队，另一种是农场，还有兵团。在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是情况最特殊的，可以叫做直隶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都是拿工资的，有些农场工资是32元，差不多是一级技工的工资，要比插队知青强得多——有的插队知青确实是那种情况，到年底分红的时候还欠着公家的，欠着队里的。但是像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实际上并不等于直接在农村，也并不意味着我了解了农民和农村，因为我们那里的成分，农民很少，接触的都是复转军人，普遍年龄大我们5岁、6岁。所以其实它不是典型的农村，像部队。我当过班长、代理排长。兵团知青学历从初中到高中都有，我们连共200多人，有一些是学识特别好、读书特别多的知青。插队知青回家时会方便一些，有时候想回家了，可能打个招呼就回去了。但是在我们兵团是不行的，尤其是我所在的连队是边境连队，要过边防哨卡。那个时候，我的工资是42元，亲爱的同志们，当年42元的工资是好大的一笔钱。我们的父辈到40元、50元工资时，就能养一家三四口人了。他们到退休的时候也就60元左右，所以我笔下的知青在气质上和插队知青还是相对有区别。兵团知青当年在插队知青面前，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又拿工资，而且还是部队属性，精神状态上的确会昂扬一些。何伊凡：下一个话题和青年有关。宋总您提到自己还是一个青年时，刚刚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很不容易，有一段时间心情很不愉快。后来看到笛卡尔的名言，忙碌的蜜蜂没有悲哀的时间，您说这句话影响了一生，结合您这段经历，您和今天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有什么想分享的？宋志平：我们去农村插队就没有那么光鲜了，但是有一点自由度，刚才梁老师讲的，可以回家。但是我在农村三年，春节时候都不回家，就想跟农村的人一起过个春节。那个时候我妈急坏了，别人孩子都回来了，我说要跟大家一起过春节。若干年后我才回想，其实村里人并不希望我在那过春节，因为很多麻烦。有时候我也看梁老师写的那些书，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从何而来？我常想那个环境、那个人生，那些主义其实就油然而生。其实是很困难的，但人就是会越挫越勇，这也是人的本能。我当时是在河北大学化学系，毕业之后分到北京——系里只有一个同学分到北京。分到北京，大门进对了，小门跑到了北京新型建筑材料试验厂，在西三旗那边，几个木板房，周围全是玉米地，当时觉得自己也算个高材生，跑到这么一个地，当时很苦闷。晚上也没有打开铺盖卷，在招待所里面凑合了一晚上，想着明天要不然回学校重新分配。晚上一个老同志在那看门，看着我闷闷不乐，来找我聊天，第二天早上带我去了颐和园，他说“你上去吧，我老去”。我爬到颐和园顶上，佛香阁，看到昆明湖，我就想“北京这么大，我回去算怎么回事”，我要在这干一番事业。在那想开了，所以从山上下来，心里阴霾一扫而光。像伊凡讲的，我后来看到笛卡尔那句名言，“忙碌的蜜蜂没有悲哀的时间”。你既然这么忙，来不及考虑别的事情，其他事情也不重要了，重要是忙碌。所以我接受这个价值观，以后一直作为我的座右铭。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两句话：第一句话，年轻人都会想，社会会繁花似锦拥抱我们，实际上不是，这个社会本能拒绝我们。所以，工作遇到苦闷的时候，不要沮丧，不要在小黑屋瞎想，就像可以到智慧海上去，望着昆明湖，一下子豁然开朗。第二句话，忙碌的蜜蜂没有悲哀的时间。我们为过程而快乐，不要只为了最后的结果去计较。我看过美国一个介绍蜉蝣的科技片，小虫子生出来后不停飞翔，一直飞一天，直到死亡。我看了也很感动，觉得人生其实莫过如此，我们其实一直处在一个飞翔的状态，我是赞成这种人生观。何伊凡：宋总说得很令人感动，接受世界可能会拒绝你的现实。梁老师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年轻人“等待戈多”，等的并不是神，等的是未来世界的年轻人。但是今天年轻人出现一种论调，比如说躺平，或者其他消极的论调，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能不能成为别人心中的“戈多”？著名作家、学者，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梁晓声：首先我对当下青年人谈到躺平的心情，是充分理解的。我觉得这事情可能要分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心里总在想着要躺平，还有一方面行动上已经开始实践躺平了，这是两回事。后一种情况，实际上需要一点前提，或者说要有一些资格，如果下个月房贷还要还的话，想躺平也躺不平。如果想啃老，爸妈收入很低，也啃不成，所以这时想躺平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对父母、对于别人的一种伤害。给别人施加压力。一个普通家庭，孩子还是独生子女，父母又退休了，儿女突然说想躺平，这时爸妈压力会有多大？我是不赞同这样的青年真的躺平。但是，我理解大家心里的想法，躺平就是累了，我也经常想躺平，一累的时候就想躺平。当年，我们这一代的爸爸妈妈们，尤其妈妈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真想眼睛一闭，第二天就不睁开了”，但这句话说完转身就去忙了。所以我非常理解，另外我也总在想，今天的青年们和我们那个年代比，应该更快乐，但实际上并不见得，我个人觉得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内卷，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多了。第二，收入分配的剪刀差。我们经历了一个工资收入都差不多的时代，人在心态上相对是持平的；那个年代也不像现在，一定要搞好领导关系，我们那个年代，工资是国家发的，在没有违反法律和规定的情况下，跟所谓的领导也没关系。大家的工资是多少，心里都有数，这一点也使人活得较透明，没有什么年终奖金。现在的青年在一个单位工作面临着严重的内卷问题，互相之间工资成了秘密，大家就更会猜想谁和领导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会影响工资、年终奖？尤其在北上广深，心理上的困惑和失落会更多。这个我觉得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既然选择了北上广深，那是你的自主选择。自己选择，自己承受，苦了自己嚼着咽了。因为你可以选择其他城市，或许情况会好一点。另一方面，在以上情况下，就要促进社会收入剪刀差的缩小。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公司不要以我们青年的透支为代价，去实现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和宋总这样的人要大声疾呼的，因为我们知道青年们面临的这些问题，他们也无力改变，所以需要有更多宋总这样的人，更大声疾呼公司的人本原则。何伊凡：刚刚梁老师说到人都有想躺平的时刻，这也涉及到下一个话题：什么是平凡，什么是非凡。梁老师，大家都说《人世间》是平凡人的颂歌，里面有很多平凡人。但是您也提到一个观点，说人要有正确的平凡观，这样才能理性面对生活，请您谈一谈什么是平凡，什么是非凡？梁晓声：在我们现场，除了冯仑，多数是平凡的人，好像我和宋总有一些不平凡，我个人觉得，我们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之后，在文化上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先是自媒体，后来包括主流媒体，再后来几乎所有的文化通力打造了一种人生价值观，从传媒，到学校，这种价值观是什么呢——人生一世，必须成功。什么是成功呢？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样板无非就是当很大的官，或者像冯仑那样成为公司家，或明星歌星。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招生的时候，排队陪考的家长们规模是非常宏大的。我认为这是世界文化中一个绝对错误的现象，它就和当年科举的时候给出的那个出路一样——几乎只有一条，就是“出人头地”，否则就是失败，失败了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这种文化是反人性的，是反文化的。全世界超过99.99%的人都是平凡的人，包括宋总，包括我，甚至我们有时候可能比大多数人更累，有晚上睡不着觉的那个辛苦，总之许多纠结的事情。所以既然那么多人都是平凡的，而一种文化给出的核心价值是“不成功就白活了”，肯定是这种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我们的许多青年，80后以来的，受这种文化影响甚深。这种文化在今天还是同样，学生变成了刷题机器，进入一所好的大学，出来之后通过几步跳终于不平凡了——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种不平凡的人依然是零点零零几，而且你以为自己不平凡了，作为人所享有的人生内容也非常有限。所以我个人还是主张，“平凡，便又怎样？”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自己应该知道啊。从前民间说的3岁看到大，7岁看到老。那么今天应问，三十大几了，不了解自己的综合能力吗？如果还不把眼前的日子过好，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俞敏洪说的一句话我很赞同，不抓挠自己够不着的人生，不抓挠自己够不着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把当下的人生事情处理好，把当下的生活过好，把当下的小日子的责任担好，我觉得也很重要，但我这话可能大家不爱听。何伊凡：大家爱听吗？（爱听）宋总，在很多人眼中，公司家不是平凡人，因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而且可能您的一个决定，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您怎么看平凡和非凡这个话题？宋志平：我很赞同梁老师的话，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是也都想做出不平凡的事业，但即使是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我们还是平凡的人。我做公司的时候我总在想公司成功，但是成功不能归功于自己的天赋和能力，但是自己肯定是有区别于别人的地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两点：第一点是机遇，因为历史的机遇给了我们，让我们做成了公司，机遇非常重要。第二点是大家的共同努力。因为光靠一个人是做不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公司家来讲，做成一点事情，也要保持一颗比较谦逊的心，“谦逊”也是我们对“平凡”的认识。就跟梁老师刚刚讲的那样，要认识到我们是平凡的人，是因为机会、因为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做成了点事儿。而因为我们是领头的，有时候会把金贴到我们脸上，但是你心里要时刻保持冷静，保持平常心，这样，就不会因为做成了点事儿就骄傲，或者受了什么曲折就苦闷。无论你在成功的高光时刻，还是在困难的危难时刻，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心里的底色其实是个平凡的人，所以遇到的一切都是极正常的，没什么了不起。这是我对平凡的理解，挺重要的一个就是把心放平。梁老师写了《人世间》，那么轰动，刚才也说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我俩坐在这儿，他比我大几岁，其实我们和大家一样也是平凡的人。梁晓声：因为这个话题涉及面太多了，不是我们两个几句话能完全说清的，所以我还想补充一点——“平凡绝不等于平庸”，平庸叫碌碌无为——他不太担任何方面的责任。我们看一名快递小哥、一名送水青年，或者说工地上在脚手架上忙碌的一位中年父亲，他们平凡不平凡？他们很平凡，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的不平凡，我们知道他们背后的责任：是父亲的，他们那样做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家庭；是兄弟的，都是为了弟、妹；是儿女的，都是为了让父母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因此人生确实有不能承受之轻，当我们身上有了这些责任，并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尽到这些责任的时候，你凭什么说我是平凡的？我们社会的文化，其实应该提供对这一点的艺术性诠释。还有一点，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包括文学作品，如果表现一个青年人最后成功了，大多数投资方都会问：最后成为公司家了吗？最后做到国际上了吗？好像说励志就只剩下这么一个缺口。好像不很快成了亿万富翁，就不够励志了。而我们说的文化励志，就是平凡也可以多读一点书，是一个有知识的平凡人，可以是平凡的父亲、平凡的儿子、平凡的劳动者，但是我可以写诗，可以和任何评论家在一起讨论对一部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看法，观点不俗也不输别人。我觉得这些都是证明我们不平凡的理由，也是我们热爱人生和热爱生活的理由，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更多不是说要教诲青年，或者批评青年，更多是作为文艺界人士的一种内省，自我批评，我觉得我们一个时期内有些方面做的不好。何伊凡：刚才梁老师说平凡不等于平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题。最后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收尾，请两位对在座各位朋友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提点小建议。宋志平：我觉得学而致用，这个很重要，因为书很多读不过来，我还是建议大家有选择地去读书。梁晓声：世界如此喧嚣，我们的灵魂有时却需要安宁，阅读这件事情往往能使我们的灵魂感到有一个庇护，希望大家有时间还是读读书，尤其对女同志来说，读书养颜，读书会使女性更美。古时候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个“华”对男性来说是自信的气质，对于女性来说，直接养颜。
2024年12月22日，上海话是进化还是死亡2021-10-14 00:11·日日悦读上海话的形成上海话起源于宋元时期，那时上海浦开始发展，有了人口聚集并形成上海方言。元朝时上海浦发展成上海县，属于松江府，那时的上海方言从松江方言发展而来却又有所区别，还保留了松江方言中古老的语音和词语。清末时，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被迫开埠，涌入大批移民，各路移民的方言对上海话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宁波话和苏州话。民国的上海也有不少生意人来自广东，所以粤语和沪语也有交融之处。从上海开放之日起，上海话就在不断变化，从有别于松江话的上海话到融合各路移民方言的上海话。英语对上海话的影响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与西方交流最为密切的城市，自然在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过程中一马当先。上表中的词汇翻译生动形象，充满了民间的市井智慧。可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话黄金时期，英语词汇对上海话词汇的构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词汇至今还在生活中大量使用。接纳与融汇外来词，是语言进化的方式之一。普通话对上海话的影响受普通话影响，上海话中的非常用词汇比常用词汇更易发生变化。在上海话内部，越常用的词汇越容易发生变化，这是由于上海话的日常非正式地位造成的。在日常交流中我们发现，年轻人由于不知道某物用上海话怎么说，通常会强迫使用上海话去念普通话名字，使上海话慢慢产生变化。此外，从领导到保安，讲的上海话没有任何不同。我们普遍知晓，由于不同阶层、工作等因素，人们说的语言会不一样，但在上海话里，并不会因为人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使用不同的词汇。这是因为，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来说，从出生起就开始沉浸在上海话的语境里。正如乔姆斯基所言，婴幼儿习得语言的过程更像是“捡起”，而不是刻意地去学习，婴儿学习本地的语言是为了想融入本地的族群里，这点和后来再学的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普通话对上海话的影响很大，并对各年龄阶段的上海人的影响也不同，但方向仍是为了方便交流。语言的进化和死亡语言的进化是文化进化里的一支，通常可以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的进化。自然语言的进化旨在使当地的人们能够在所在的族群里互相交流，人工语言的进化是为了使语言等文化得以保存。语言的死亡，指的是一种语言在全球一体化、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流动等因素下，从安全到不安全的过程。而这种从安全到不安全的过程就是死亡。二十一世纪之后，世界上语言的濒危和死亡速度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迅速，呈现出“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的态势。当代际传承中断时，语言就要死亡。方言的本能在婴儿群体中，他们更喜欢与当地人说话并模仿，因为婴儿想要融入进当地人群，此时的方言起着族群身份标识的作用。大量社会语言学研究证明，适当的语言标记可以决定合作的程度。当我们遇到敌人或者危险，我们会提高嗓门并下意识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当我们想要赞扬某人，会使用方言表达感情。一般情况下，人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会调整自己的说话方式以符合别人的普遍期待。人类对父母的依赖程度比其他灵长类动物要长，我们在童年时有非常多的学习方言的机会，这对语言的进化非常重要。上海话亦是如此。上海话究竟是进化还是死亡？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近年来不断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趋之若鹜。各地移民涌入上海，会带来原本的语言和文化，产生新的文化融合。与纽约、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一样，人口越多、越复杂的国际大都市，文化的多样性也就越丰富。综上所述，上海话和普通话在上海这块热土上产生的语言接触，并不是语言的死亡，而是语言的进化。这种进化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深入，并存在于这两种语言的方方面面。当两种语言互相接触所产生的新的东西能够使人们更好地交流之时，就是语言的进化，也是文化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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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声脆响话剧《玩家》迎来百场演出原创2023-06-04 09:55·澎湃新闻6月2日北京人艺京味儿大戏《玩家》再登首都剧场看收藏故事品沉浮人生这部2016年首演的作品经过几年的演出和打磨即将在6月19日最后一场演出当晚迎来上演百场的纪念时刻值得一提的是19日当天也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院长任鸣逝世一周年的日子《玩家》海报《玩家》由京味儿作家刘一达编剧任鸣导演作为一部地地道道的京味儿戏作品通过地道的京味儿语言熟悉的北京风貌向观众讲述跨越三十年的收藏故事通过京城新老玩家在收藏世界中争夺稀世藏品的故事讲述他们背后的心术与智谋的对决映照出人性中的真与假更以此为切入点浓缩出北京三十年的变化讲收藏又超越收藏；说玩家又不止于玩家导演任鸣曾经这样定义这部作品《玩家》剧照 （摄影 李春光）走进剧场的观众拿到演出别册上面依然写着导演任鸣就此担任该剧主演、北京人艺现任院长冯远征介绍说这是人艺的惯例就像在《茶馆》的别册上依然写着导演焦菊隐一样将来不管是谁来恢复、传承可能会挂上一个‘复排导演’但导演就是元初创排这部戏的导演这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次在排练期间好在演员阵容基本没有变化大家对这部戏的把握也延续了任鸣导演之前的要求舞台上面演生活越贴近现实越难演当年排这部戏的时候我们专门去了潘家园体验生活也聘请专家来院讲授字画、文玩和瓷器的知识与鉴别比如说剧中两个人一起鉴赏瓷器不能手递手一定是你看完了把它放定在桌案上我再上手拿起来看避免传递过程中发生意外责任就说不清了如此就要求我们演员的表演起码要做到专家看了不至于说你是外行普通观众看了觉得你是内行不能有明显露怯的地方冯远征回忆说虽然是生活戏却一点也不轻松越贴近现实才越难演冯远征表示因为这样的角色是观众熟悉的一出现就要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所以在几年的打磨中主创们仍然在继续挖人物对演员来说越是熟练技术越是成熟越要回到真真听、真看、真感受而这样的排练要求在新一轮的演出中也体现在了舞台上《玩家》剧照剧中的一大看点是唤起观众的北京记忆通过不同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代表性的语言、有特点的服饰、流行的音乐等让观众一起去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后的北京生活这部剧推出的时候还是在北京市面上的收藏热阶段剧里有收藏的大家也有初入行的新手还有起哄架秧子的是一部群像戏在古玩行里假还不能说是‘假’只有真与不真《玩家》讲的真与假的故事主题不复杂但是很深刻从辨别物的真假折射出辨别人心的真假在时代发展中寻找做人与做事应坚守的初心冯远征说这个戏演了7年演员的成长与角色的成长是一体演员的成熟赋予角色更多丰富的色彩而剧中角色的成长经历也让演员有所收获剧中青年玩家齐放的饰演者闫锐说道齐放对于器物和人性求真的这种古玩行里的德、行也值得我们学习越是演的场次多越是不能丢掉好的部分在保留精华的同时还要让观众有新鲜感剧中扮演关婶的梁丹妮表示接近生活化的表演不能有很多设计要自然地在舞台上塑造一个善良、可亲中国女性形象让观众觉得更加真实可信回忆任鸣导演豹尾煞出脆生生的震撼观众爱看北京人艺的戏很多时候并不是来看故事而是冲着欣赏演员表演特别是角儿们现场演出的魅力《玩家》三幕剧共分七场戏几乎每场结束暗场时剧场中都会响起掌声出演港商林少雄的老演员丛林在第三幕第一场戏中为了演出角色的垂垂老态他是在观察了许多老年病患者的步态后将人物动作略微做了夸张创作出一种身体近乎保持僵硬仅靠双脚倒腾挪动走路的碎步令人印象深刻《玩家》剧照就澎湃新闻记者现场观摩在全剧高潮的结尾部分饰演靳伯安的冯远征用拐杖砰——砰——砰——三声脆响敲碎了桌案上三个一模一样的元青花瓷瓶冯远征瞬间爆发的表演张力与舞台上的碎片横飞让台下观众不由得发出阵阵惊呼就在这一刻全剧终如何设计这样一个短促有力又回味无穷的结尾该剧副导演丛林演出结束后回答了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原来2016年《玩家》首轮演出之后在第二轮演出排练前按照任鸣导演的要求全剧做了一些调整在保留主干的基础上删掉了一些人物的戏份令全剧更加紧凑凝练但这个结尾我们一直没变也设计过不同的方案真是反复推敲找不出更好的来了现在在首都剧场后台就堆着一堆瓶子每演一场就得砸掉三个我们的道具专门找厂家定做既要釉面上看着有元青花的哑光质感同时瓶胎的做工还得轻薄要求能让演员一击即碎还不能让散落的碎渣飞到第一排观众面前确实试练了很多次任鸣导演当时力主坚持就是要一个有冲击力的‘脆生’（方言形容干净利索）的效果让观众在一怔之后也能带着思考走出剧场丛林回忆说在舞台上真真切切砸碎东西是对戏剧假定性的一种挑战我的印象里也就之前排《三块钱国币》时摔过瓷坛子但类似在《玩家》这么一场重场戏里一连打碎三个瓶子确实少见我们也曾考虑过用音效配合观赏性上却不够震撼直接这出戏讲的就是古玩的真假既然都不真那最后还是要给全场观众做一个交代‘假的都砸了、真的就来了’这句台词也是为了点题演出结束后主创同全场观众大合影
但是凡事都有个度，过量食用盐会对我们身体造成负担，带来严重的健康问题。"志强啊，你和小芳结婚也有段时间了，怎么还没有好消息啊？"王兰突然问道，眼神中带着期待和些许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