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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文化的精神特质2023-12-28 17:26·运城新闻网■秦建华 杜刚辰毋庸置疑,任何地域文化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独特之处。河东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必然有其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征或特质。对河东文化精神特质的界定,首先有助于我们对河东文化开展系统的梳理,继而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表达河东文化;其次,为我们将来更有效地研究河东文化提供范式与构架。此外,对河东文化精神特质的研究亦具有深远的意义。历史是客观的存在,然而研究者却是有思维、有意识的个体。因此,历史研究难免掺入个体因素。对于河东文化,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有正确的也有偏颇的。通过对河东文化精神特质的研究,可校订人们过去对河东文化的认知,更有利于河东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亦可为当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然而,文化特质是抽象出来的概念。既然是抽象的概念,就需要总结、归纳、比较、综合、提炼、升华,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理论研究的创新,其难度可想而知。本文中,我们尝试着对河东文化的精神特质予以初步的凝练。“德”的追求是立身之本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有着“三不朽”的追求,“立德”居于首位,可见“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而综观河东文化,无论是尧舜,还是夏禹,都是德高功勋的“圣人”,无疑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母源。唐尧是华夏民族的文明始祖,奉行德政,心系百姓,公正无私,轻权爱贤。《史记》记载尧“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孔子评价尧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帝王之德盖盛于尧”。尧帝开创了禅让的先河,初步体现了民主的思想。虞舜一生,受禅让,施仁政,定法典,选人才,治洪荒,播五谷,至孝至善,厚德载物。虞舜倡导为人、持家、做官、治国均以道德为本。夏禹以公而忘私的高尚精神,百折不挠、任劳任怨的非凡品质,坚韧不拔的卓绝意志,治水成功,划定九州。古籍记载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亦是中国史籍记载中功高德勋的完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也就是说,从虞舜开始,中国才有了明确的道德原则。由虞舜始创的“明德”,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上古文明社会的发展。“明德”既是人类社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也为人类的精神文明构建提供了朴素的道德范畴。有了虞舜在教化基础上所提供的“明德”,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也正因为有了开创道德教化的首功,虞舜才被称为中华文明的先祖和道德文明的始祖。在虞舜首开社会道德教化之基础上,孔子“祖述尧舜”,总结虞舜的经验,将这种教化概括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仪来约束,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守规矩了。孔子还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也是对虞舜以德治国的经验总结,虞舜以德服人,百姓自然而然地围绕在他的周围。虞舜的道德教化,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以身作则、立身为范的传统。因此,《尚书·大传》中说:“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自己做得好、立得正,群众也会被感染,会自发地仿效。否则,自身不修,无以教人,空话说得再好听也难以服众。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虞舜以他的身体力行,创建了中国原生的道德文化。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虽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虞舜是这“未尝有中绝”的生命创造中的重要一环,是这文化长河中的一脉。历史上各大文明大多出现文化断层,唯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数千年以来传承不辍。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道德文化如一条绵延不绝的纽带,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华民族在追求尧天舜日的再现和对前贤的敬仰中,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这就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因此,虞舜既是中华道德的维护者,也是中国伦理之奠基者及中华传统道德之推进者,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贤和最贤明的帝君。虞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已绵延了数千多年。虞舜文化中的一些精神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扬光大,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河东儿女,积淀为一种群体意识,构成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孝”的培育是和谐之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八德”中,“孝”居于首位,可见“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程度。而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伦道德,无疑是始于虞舜时代。换言之,虞舜即是“孝”的化身。虞舜之“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从中国古代典籍的一记再记中可以看出。首先对此进行记述的是《尚书》,据《尧典》所载,帝尧要四岳向他推荐帝位的继承人,四岳即以虞舜为荐。虞舜在当时只是个平头百姓,为什么都要举荐他呢?四岳提出的理由是:“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即是说,虞舜是在父母及弟弟都对他很不友好的前提下,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像这样孝心淳厚的人,由他来治理国家,应该是不会坏事的。仅因虞舜的“克谐以孝”,尧帝便同意了四岳的意见:“我其试哉!”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虞舜,以考察其孝行。但尧帝所“试”的结果如何呢?《尚书》接下来仅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是说虞舜向百姓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都能顺从,而虞舜自己的具体孝行怎样,却没有说。《孟子·万章》则说:“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嗖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似乎是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使之更具前因后果的逻辑性:“瞽瞍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瞍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竿自擀而下,去,不得死。后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瞍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父母几次要杀他,虞舜死里逃生,但却无丝毫怨恨,还像以前一样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是他更加谨慎,当父母要害他的时候,他想法躲开;当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会及时出现。这样的孝行确实可以感天动地,故而到了神话色彩较浓的《山海经》中,说舜耕历山,居然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这样的孝行自然也应该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所以元代的郭居正在作《二十四孝》时,便将虞舜的“孝感天地”置于篇首。中国伦理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孝摆在诸德之首,即所谓“百善孝为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便是伦理政治,是将伦理道德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但是,摆在伦理道德首位的孝道似乎有点不一样,当孝道与治道发生冲突时,则宁可选择孝道而舍弃治道。如《孟子·尽心篇》中曾记载了孟子师生间的一段对话:孟子的学生桃应问:“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如果舜父杀人,那要怎么办?”孟子说:“把他抓起来罢了。”桃应说:“难道舜不加以阻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这是依法抓人啊。”桃应问:“那舜怎么办呢?”孟子说:“舜遗弃天下就像遗弃破草鞋一样,他会私下里背了父亲逃走,逃到海边住下,终身高兴而忘掉天下。”这就是虞舜的选择:孝道重于治道,父亲重于天下。虞舜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孟子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推论?这是因为“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也就说,孝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由此而产生。人类文明从道德教化开始,道德教化从孝道开始;反之,没有孝道就没有道德教化,没有道德教化就没有人类文明。因此,不是孝道重于治道,而是道德教化比国家治理更重要;不是父亲重于天下,而是人类文明比天子的位子更重要。从这里可以看出,虞舜私下里背走父亲这一行为,绝不是为了一家的私利,而恰好是“天下为公”的体现。虞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进化的转折时期,“孝”是当时社会文明的标志。在氏族社会中,人们都是按照血缘关系共同生活的。最早的人伦关系和伦理观念当然是以亲缘关系为核心和基础的。对子女来说,“孝”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规范,是家国和谐的首要之举,否则以族长为中心的氏族根本无法代代维持生存下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伦理的推广就是对社会的教化。因此在氏族社会时代,社会上第一美德便是孝。孝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舜帝的“孝感天地”为开篇之作的《二十四孝》故事,在炎黄子孙中流传了数千年。二十四孝故事时间跨度之长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二十四孝故事形成后,历经数个朝代至今,这期间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二十四孝故事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完善,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孝文化的一条主线。“孝”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表现,长久地存在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是构建于血缘关系上的一种特殊的情感。孝道是使河东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以河东为滥觞地的孝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信”的坚守是处世之则“德自舜明”,而明德则以修身为先,修身又以正心为前提。人之“心”,乃是“德”的主宰,所以“正心”则最为重要。据《尚书·大禹谟》载,舜帝不仅把帝位让给了大禹,还把治理国家的“十六字心传”授予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段话的意思,宋人蔡沈在《书经集传》中解释得颇好:“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道心难明而易味,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杂形气之私,‘一’以守之,而纯乎义理之正,道心常为之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而信能执其中矣。”这说明,“人心”与“道心”的差别主要就是“私”与“公”的差别,也是“正”与“邪”的差别,修身正心,也就是要让“道心常为之主”,让“人心听命”于道心。在“十六字心传”中,虞舜在中华文明史上首先提出了“诚信”之思想。“允执厥中”之“允”,《说文》的解释是:“允,信也。”《辞海》的解释是:“应许、公平、诚信。”《汉语大字典》的解释有多种,其中包括“诚信、公平、答应”。在“诚信”含义的例句引用中,《汉语大字典》引用了《尚书·舜典》的一句话:“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强调要保持“道心”的精纯和“道心”守护上的专一;而“精”与“一”的结合,就是正心诚意,二者的统一就凝聚在“允”字上,亦即诚信之上。那么,什么是“诚信”呢?《尔雅》和《广雅》都训“诚”为“信”,《说文》则“诚”与“信”互训。也就是说,“诚”与“信”含义相同,与“允”的含义相通。在“祖述尧舜”的儒家经典中,最早对“诚”进行论述的是《孟子》,《孟子·离娄上》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在孟子看来,“诚”是自然(天道)和人类社会(人道)的最高道德原则。其后的《荀子》则认为“诚”既是养心修身的根本原则,也是大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荀子·不苟》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诚者也。”《孟子》之前的《论语》,虽然没有提到“诚”,但多处提到了“信”,这说明孔子是很重视“信”的。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在曾子的“三省”中,也有一条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也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从孔子及其门人的语言中可以看出,所谓“信”,首先就是待人接物的表现。人与人以言语和行为来互相交往,口里怎样说,行动上就怎样做,这就是诚实的态度;这一刻怎样说,下一刻一定要兑现,这就是诚信的品质。由此可见,“言而有信”不欺人是诚信的第一要义。“言而有信”即“守信”,是“诚信”的第二要义。《中庸》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这里,从获乎上、信乎朋友、顺乎亲到诚乎身、明乎善,同《大学》提出的“三纲八目”一样,显然是有着逻辑递进关系的,而“信”与“诚”则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获得皇上(或上司)及朋友的信任,这需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来证实,而“明乎善”与“明明德”的涵义相同,是“诚乎身”的思想前提,“诚”正是“善”的内化,通过对“善”的理解和把握,使之融入人的心灵,内化为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然后再外化为道德行动,从孝顺父母开始,再到获得朋友、皇上(或上司)的信任,从而治理好民众,这也就是修齐治平的思维路径。信,更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则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关公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中的“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对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纵观关公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其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义”的固化是超越之策虞舜在国人的心目中有着美好的形象,尧舜情结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难以磨灭。“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一心为公的虞舜大帝永远如日中天、彪炳千秋。尧舜情结与虞舜“仁平天下”是分不开的。《孟子·离娄下》载,“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并指出,“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尸子·君治》也说舜是“兼爱百姓,务利天下”的榜样。孔子说:“仁者爱人。”虞舜之仁首先就是他的仁爱之心、爱民之心。关公,在华夏文化中更是义的化身,是孔子春秋大义的践行者。在关公精神的诸多含义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为宽广。关公文化的义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这是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也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关公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他在家乡怒杀豪霸,为民除害。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触犯律法的,但人们却把它看成义行,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其二,是许田围猎时欲杀曹操。这件事《三国演义》有详细描写,《三国志·关公传》正文未记载,但在注释中记述了这件事:“《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关帝全书·圣迹图志·许田愤奸》也记述了这件事。关公的义气,最令人折服、被人称道的还在于他华容释曹。对这种纵敌行为,人们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歌颂道:“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原因就在于此举突出了关公知恩必报、一诺千金、义重如山的品格。关公被俘后,他在曹营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其对刘备的义,赢得曹操高度评价。曹操就曾三赞关公的义气。第一次是当关公提出要曹操退兵,让他回城向二位嫂嫂报告投降一事时,谋士荀彧怕有诈,操曰:“云长义士,必不失信。”第二次是当曹操赠袍与关公,关公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以表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操叹曰:“真义士也!”第三次是当张辽说,关公“终不可留”时,曹操又一次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关公一生对刘备做到了“义不负心”,在麦城之败后,终于“舍生取义”。关公的正义、义气,是关公文化中义的基本内容。关公文化中义的第二方面内容,即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是引申的义,特殊的义。桃园结义的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忠义的内容。辞曹归刘是关公忠义最集中的表现。此种意义而言,关公的义,有着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有被社会上层拥护的方面,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群众利益的一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关公的义上求得了共同点,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的内在根源。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极力推崇关公,为他封谥不断,虔诚祭拜,归根到底,就是看中了关公的忠义。因此,关公的义深得人心,在百姓中有着深厚基础。忠义作为封建社会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念,曾吸引无数的志士追求“忠义双全”的境界,如岳飞就是一例。惟有关公实现了忠与义的完美结合。你看他,辞曹归刘,忠得多么彻底;华容释曹,又义得多么潇洒!真是“彻底一忠”“义贯千古”,树起了一面忠义的旗帜。“韧”的践行是成功之源“韧”即“坚韧”,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在河东文化中,对于“韧”的内涵也颇为丰富。先说大禹治水。禹的父亲叫崇伯鲧,是舜时的水官,因他只知水来土掩,当堵不疏,致使水患不绝,被虞舜治了罪。禹接任父亲之职继续治水,但禹却是以疏导为主,让水流入大海。于是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凿龙门,不畏寒暑,历尽艰辛,终于治水成功,受到了万民拥戴,舜帝也把君主之位禅让给禹。试想,大禹治水十三年,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没有坚韧不拔、勤恳不懈的毅力,没有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品质,就不会有洪水归道,水患始解,百姓乐业。再说虞坂古道。古虞坂是尧、舜时代开凿的一条盐运古道,有关它的信史可追溯到五千年前,与中华民族文明史结伴而行。《太平寰宇记》记载:“太行山有路,名曰虞坂,周武王封吴泰伯之弟伯雍之后虞仲于夏墟,因虞为称,谓之虞坂。”虞坂古道全程约50千米,宽1.5米—4米不等,当地人称“青石槽”。古道今日仍存,站在那里向前望去,古道上串串马蹄坑蜿蜒,盐运车铃声声,仿佛就在昨日发生,盐运古道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盐业博物馆,让后人惊艳于瑰丽的盐文化遗产。那刻在岩石上的串串印痕,深浅不一,见证着多少盐民忍辱负重、踽踽前行的背影?如果没有足够的韧劲,恐怕半途而废者有之,临阵脱逃者有之。再看白茫茫的盐池吧!盐丁的苦役令人难以想象。烈日当头,三伏酷热,多少盐丁赤膊下池,埋头劳作。倘若缺乏韧劲,结果又会如何?众所周知,河东地区是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地。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是政府极为关注的重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只有亲力亲为方能真正知晓与体悟。可是在远古年代,当中国农耕始祖后稷“恩文配乎天,树八百年王业之本;率育命之帝,开亿万世粒食之源”时,其中的坚韧精神又多么令后昆感佩!《史记·五帝本纪》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稷山县志》也载:“稷是为古梁地,背藐姑,右玉碧,据稷峰为障,连汾水以为襟,俗尚淳朴,勤稼穑。”足见后稷教民稼穑之勤勉。诚然,河东人的“韧”劲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一脉相承。《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意思是说,天体运行,周而复始,刚健不衰,君子应当像天那样,坚韧不懈,努力自行。作为个人品格,“自强不息”是进德修业、自立成人的根本;作为民族精神,其是中华民族强盛不衰的精神力量。“中”的提倡是治理之道在“十六字心传”中,其核心要领是“允执厥中”,即推行“中”道,才能治理好国家。《说文》:“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徐锴本《说文》:“中,和也。”钮树玉《说文校录》云,《集韵》《类篇》《韵会》引《说文》该条俱作“中,和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又认为:“中者,别于外之辞也,作‘内’,则此字平声、去声之义无不赅矣。”“中”的观念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易经》中有明晰的表现。在《诗》《礼》《春秋》等经典中,“中”字也多次出现。儒家将“中”“中行”看作高尚、正直之德,进而确定为处事、从政的原则。而儒家最推崇的历史人物是虞舜。虞舜是“执中”“节中”的体现者,是“中”的象征;也是“执两用中”的先驱与模范。在文献典籍中,有关虞舜“执中”“用中”的资料颇多,这里略举两例。《论语·尧曰》:“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中庸》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那么,“执其两端”究竟该如何做?《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进行解释云:“焦氏循《补疏》,此‘两端’,即《中庸》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两端’也。鄙夫来问,必有所疑,唯有两端,斯有疑也。故先叩发其两端,谓先还问其所疑,而后即其所疑之两端而穷尽其意,使知所向焉。盖凡事皆有两端……而皆有所疑,得所宜则为中——孔子所叩,即此也;竭之,竭此也;舜执之,执此也;用之,用此也。”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先见之明,即使是山野村夫来求他解答疑问,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唯一能做的就是先叩问疑问的两端,再从“中”找到一个适宜的答案。因此,“中”就是“宜”,“宜”也是“中”。而要找到“中”之所“宜”之处,关键的做法是“叩其两端”,“叩”也是“权”,即权衡利弊。《孟子·尽心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可见,“执中”并非只是简单地取其“中间”,重要的是在“权衡”;没有权衡的“执中”,与执其一端没什么两样。“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可以化解很多二元对立的矛盾。譬如,在宗教上,有人与神之间的对立,也有不同宗教的神与神之间的对立,还有宗教内部派别与派别之间的对立。“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追求以适宜为度,既不必尊天抑人,也不必尊人抑天;既不必因尊己神、己派而抑他神、他派,也不必因尊他神、他派而抑己神、己派。要做到天可尊人亦可尊,我信奉的神灵可尊,他人信奉的神灵也可尊,如此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才是适宜的。在哲学上,有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告诉我们,作为主体的人,既不应该是客体自然及其规律的奴隶,也不必是其主人,而应该成为朋友,人类必须平等地对待自然,友好地善待自然,与自然合为一体、融洽相处,才能把握规律,获得自由。在社会中,有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立,对立的根本点就是利益的选择,“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就是要权衡选择最为适宜的利益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和谐共赢。有了这个平衡点做基础,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便不难找到化解的途径和方法,社会的和谐也不难实现。恩格斯曾说过: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从根本上说,“执两用中”也就是为了保证一种适度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多个方面:就个人而言,既指性格的平衡(如“直而温,宽而栗”),也指心态的平衡(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社会而言,既包括物质需求的平衡,也包括精神需求的平衡;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既体现在尊重客观事物阴阳变化的规律上,也体现在对规律的掌握和适度利用上。总而言之,“执两用中”的价值目标就是以满足民众的需求为基础,实现个人的心境平衡、社会的需求平衡、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了这三大平衡,也就实现了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社会和谐。这也就是“执两用中”的实践价值与社会效果。这个靛儿,推测十有八九是贾宝玉房中人,被有心人推出来替贾宝玉解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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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耻辞虫颈补苍驳濒补辞蝉丑颈测别锄别苍驳蝉丑耻辞:虫颈补辞箩颈苍箩颈别濒颈补辞箩颈别诲补辞,尘辞耻箩颈补诲补颈测耻产补颈测颈测耻补苍诲别锄丑耻诲补颈箩颈驳辞耻诲别丑别锄耻辞测颈苍虫颈苍驳,产别颈测补辞辩颈耻箩颈苍虫颈苍驳锄颈肠丑补。蝉丑别箩颈诲别锄丑耻测补辞飞别苍迟颈产补辞办耻辞诲补颈办耻补苍蝉丑辞耻蹿别颈驳耻辞驳补辞、办别丑耻箩颈别办耻补苍丑别迟辞苍驳肠丑补虫耻苍苍补苍、办耻补诲颈测耻锄丑补苍测别诲别苍驳飞别苍迟颈。

老(尝补辞)王(奥补苍驳)80岁(厂耻颈)了(尝颈补辞),在(窜补颈)家(闯颈补)里(尝颈)就(闯颈耻)是(厂丑颈)个(骋别)老(尝补辞)顽(奥补苍)童(罢辞苍驳),他(罢补)认(搁别苍)为(奥别颈)人(搁别苍)老(尝补辞)了(尝颈补辞),身(厂丑别苍)体(罢颈)健(闯颈补苍)康(碍补苍驳)最(窜耻颈)重(窜丑辞苍驳)要(驰补辞),别(叠颈别)的(顿别)都(顿耻)是(厂丑颈)小(齿颈补辞)事(厂丑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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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高考仍然是很多学生翻盘自己命运的关键机会武汉叁中的这个例子向我们证明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实现梦想的关键同时我们还需要思考如何在追求高分的过程中也关注学生的全面成长不仅要学业优秀还要培养他们成为视野广阔、品格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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