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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接大喜事”这句话虽然简单，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这句话的魔力，就能让贵人助我们把喜事引进家门。同时，我们还要学会珍惜和分享，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和幸福。让我们一起用这句话，迎接生活中的美好瞬间吧！
2025年01月04日，可是有些年轻的演员，擦破了一点皮，流了几滴血就要叫救护车，甚至磕了一下腿就需要坐着轮椅来剧组拍戏，粉丝还在外面骂剧组让自家哥哥受伤，可以看出现在中国娱乐圈，小鲜肉横行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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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历史”的粤籍批评家刘绍铭原创2023-02-13 18:00·南方周末自左至右：黄维樑、白先勇、刘绍铭、黄子平、许子东，2018年4月23日摄于岭南大学附近酒楼。 （作者供图/图）古远清《中外粤籍文学批评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有一节专论刘绍铭，对他有赞有弹，特别称道他把中国台湾小说介绍给英语世界读者的贡献。古远清的书把粤籍批评家的实践“嵌入历史”，想不到评者与受评者最近也都先后“嵌入历史”：古远清（1941年出生）去年12月27日仙逝，刘绍铭（1934年出生）今年1月4日辞世，相差只有八天。我曾撰文追念老古。香港岭南大学将于二月上旬为刘绍铭教授举办纪念会，并出版文集。我与刘教授交往逾半个世纪，此处为文悼念之。从香港到“陌地生”读到刘绍铭教授1月4日仙逝的消息后，我把悼念之情转为重读其书之事。刘教授1978年为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写的序云：“校对时予我最大帮忙的是黄维樑。跟余国藩一样，维樑是我近年先通信，后结交的一位年青朋友。”其实通讯之前，我见过刘先生。那时他是新科美国博士，来到香港，和“爱华居”一群文化人会面。胡菊人、古苍梧等都在场，我还没有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自然是叨陪末席，听诸公意气风发大谈胡金铨电影《龙门客栈》获奖的喜事。那应该是1968年。1968、1978……，然后是2018年在岭南大学与刘先生的最后一次会晤了。几个年份都有个8字。还有一个：1981年秋天，刘教授邀我到陌地生（Madison）威斯康辛大学的东亚系当客座副教授。写信时他称我维樑，或只写W.L.。到了威大，要我称他Joseph，自此称呼时西风压倒东风。我教两门课，其一是英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读，用的是新鲜出炉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1919-1941,书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三人合作的结晶。1983年香港友联出版社推出此书的中文版，Joseph（下面简称Joe）在《序》中记述我的“功劳”：维樑审稿又校对，且“把英文选集所附的作者介绍翻译了出来”。夏志清（1920-2013）的兄长夏济安（1916-1965）是刘绍铭台大读书时的老师，刘是夏志清的私淑弟子。夏公从1969年起，一直对我爱护鼓励有加，我差点儿到哥大成为夏公的学生。有这样的渊源，我为夏公、为Joe出点力，既乐意，也义不容辞。Joe的同事、《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教授，把Madison翻译为“陌地生”，又把居所称为“弃园”，那种“太息啊不乐”（我对diaspora的“雅译”）的感伤情怀跃然。不过，1981年秋天的陌地生，有时也有沙龙式的小聚会：李欧梵和Michael Duke先后在这大学客座或挂单，Joe的高足王德威正在此攻读博士学位，当然还有东亚系系主任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和其他教授。刘绍铭著《绚烂无边》书影。（作者供图/图）喝“苦艾”酒谈《苦恋》东亚系在美国任何大学都属于小系，那个年代各种文化学术交流不频繁；清静的校园，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正好潜心做学问。我认识的不少学术界朋友，都堪称工作狂，Joe是个典范。他每周教学虽只有几个小时，但一周五六天以至六七天，天天朝八晚五或晚六，都把自己关在校园的研究室里，埋首于哈姆雷特王子所说的“文字，文字，文字”。大概每周一次，最多两次，到五点钟了，他来敲我研究室的门，说：“维樑，我们Happy Hours去！”在酒吧里，“快乐时光”一般是五点至七点两个小时，所有饮品半价。我们常去的那一家，煮熟去壳的冰镇大虾，每只卖二十五美分，我们饮酒啖虾，诚然快乐。然而，二人谈话，免不了感时忧国，那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正在挨批。Joe喜欢的马丁尼酒，以琴酒和苦艾酒搅拌调制而成。苦艾，《苦恋》，“快乐时光”，杯酒言欢也言愁，谈文谈出了百般滋味。“感时忧国”，是了，夏志清教授有单篇论文题为“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作为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个附录。夏公这本名著中文翻译的出版，Joe居功至伟。凭此书，夏公为内地学术界所重。“快乐时光”的过客，有时真是快人快语。Joe严肃为学，豪气月旦。赞叹人时点头啧啧，有时露出俯首低眉之姿；斥骂人时一派粗线条汉子作风，广东俚语迭出。做事总难尽满人意，好友有时所为不美不善，Joe怒斥曰：“呢个人翻转猪肚都系屎！”后来在香港客座，勤奋为学著述丰厚的刘教授，看到一些学系主任或学院院长不事学术生产，不屑讽曰：“霸住屎坑唔疴屎！”骂人用粗汉语言，论文化大事、家国大事，则以硬汉姿态发声。留美工读男儿当自强Joe是粤人，小时候是正牌的“香港仔”，粤语够地道。他写《吃马铃薯的日子》《二残游记》和《九七香港浪游记》，就用了不少粤语词句，我这个粤人读起来当然觉得“过瘾”。《吃马》讲留美的工读生活，男儿当自强，满有斗志。此书在港台多次重印，在刘著中最为有名。Joe留美时做过唐餐馆的“企枱”（侍应生），我亦然，读起来更感戚戚。《二残》是小说，而写实性强，妙趣横生；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学者，谁是活宝谁是顽童，呼之欲出。对于《浪游记》我写过书评，书中的选美场面、舞厅景象，香港风味十足。作者言志言情，驰骋幻想，庄谐并茂，为别开生面之作。Joe评论文学，和夏志清一样，不以时新的批评术语作号召；写小说，不走现代主义那条“锐意创新”路线。老派作家在某些新派学者心中，自然是落伍了。作为“学者作家”，Joe作家的一面，小说之外，还以散文（杂文）见称。怀念之际，我又翻读其文。我主编的《吐露港春秋：中大学者散文选》收录他的《父母之言，摇滚之音——读杂记》一文，它代表了Joe书写颇频的一个类别。和夏公一样，Joe喜读《纽约时报》的书评附刊，看到喜欢的书，买而读之，读后写成文章在港、台的报纸发表。他介绍新书，夹叙夹议，中文读者得到新知，还欣赏到他益智有趣的文章。刘勰如“复活”读到Joe令人“悦怿”的评介文章，一定喝彩。罗马人贺拉斯如生于今日，一定给他个文学大奖。我就是刘文多年的受益人。教洋学生崔莺莺故事疼如“剥牙”Joe是美国印第安娜大学的比较文学博士，他论曹禺戏剧的博士论文当然用英文写成。在美国为谋稻粱，还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写中文，他用龙飞凤舞的钢笔或圆珠笔，把趣事卓见潇潇洒洒流溢出来；写英文文章呢，他告诉我，那是一字一句慢慢像“剫木”（粤语词汇，拼整木料以成用具之意）般剫出来的。说到在威大上本科生的英译中国小说课，要讲张君瑞如何对崔莺莺始乱终弃，吴保安如何弃家赎友，一想到明天要对洋青年讲这些中国古代故事，晚上就先像“剥牙”（即拔掉蛀牙）一样痛起来。Joe是率真汉子，直言无讳。1981年秋学季的相处之后，翌年曾同在纽约开会。大概是1983年吧，我向香港市政局图书馆推荐Joe来港在“文学周”演讲，我们又见面了。他与德国学者马汉茂（Helmut Martin）合办“大同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1986年夏天在西德举行，夏公等都出席；我躬逢盛会，与Joe又欢聚一番。要特别指出的是，全球各地中文学者与作家“群英大会”，此会开了风气，有发扬大汉文学之意。不同时期，在台北，在陌地生，在香港的中大，在岭大，先后都有或长或短的聚会。新世纪开始后，会晤机会较少，连那次Joe邀夏公到岭大开会论张爱玲，我也失诸交臂。2018年4月白先勇到岭大讲《红楼梦》，Joe邀我跟内子出席，既听讲又聚餐，风雅且热闹；但Joe不再如前那样指点江山、气盛言豪了。临别我对Joe和司徒秀英教授说：我们近年住在深圳，你们少到内地；何时移玉，我们一定尽地主之谊，兼任导游，参观这个现代化的香港邻城。中大出版社出版的数卷夏济安夏志清书信集，以及Joe自己的文集《绚烂无边》，我相信至少有几本是Joe请中大寄来给我的。我也把新作寄给他。有好几年Joe没有回我书信，寇疫（Covid-19）肆虐，音讯更少。刘绍铭主持编译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资料图/图）传一个文学汉子的芬芳近几年中大出版社为夏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推出新版，又出版《夏济安译美国经典散文》，这些书都灌注了Joe的大量心血。我阅读诸书，十分感动，写了《老弟子传芬芳》，在内地发表。从1968年首晤，到2018年最后一次相聚，相隔正好五十年。读其书，交往其人，可记可述之事甚多。Joe的论著、散文和小说，还有翻译如中译名著《一九八四》，还有为天地图书公司编的“当代散文典藏”系列，各方面表现卓越，为学界文坛所推崇。其多种文类的书写，也可谓“绚烂无边”了。这个“香港仔”上世纪九十年代回来香港教书，回到他的家园，晚霞绚烂，终于落叶归根。我深深感动于Joe为两位夏老师传芬芳。刘教授在美国、在香港的弟子，我相信也会传刘老师的芬芳。Joe长我一轮生肖，是我半个前辈。我四十年来写过多篇文章称道他的著述，也可说是传Joe 的芬芳，传一个文学汉子——一个粤籍批评家——的芬芳。2023年1月下旬写于深圳福田黃维樑至于第三点，就更没有理由了，我们是搭伙过日子，对方用什么钱，我们不应该去过问，想怎么花钱都是自己的事，没有必要向对方报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