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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元璋疯狂折腾，为何没有像秦朝和隋朝一样，成为短命王朝？首发2023-12-28 16:44·掘古探幽#文章首发挑战赛##头条创作挑战赛#穿越古今，纵横万里，洞悉纷繁世事，纵观世界风云变幻，为你解析大国之间博弈的底层逻辑，欣赏历史长河的波光谲异。在上一篇文章（诸儒的黄昏：程朱理学是如何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的?）讲到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逐渐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以宗族礼法为治国的基本政治原则。然而，在建设新国家的具体过程当中，新生的明朝朝廷还要面临一系列攸关国运的重大实际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而展开，那就是元朝自由主义的世界帝国崩溃，新生的大明王朝要如何处理破碎的帝国遗产，并应对其挑战。首先，第一宗就是如何安排国家财政税收和货币制度。为政者的第一要务是要能最大限度掌握，并且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你要说为政者第一要务是如何搞钱也未尝不可，毕竟手里没把米鸡也叫不来，只不过搞钱本身不是目的，用搞来的钱支配社会资源才是目的。这就要求这个社会最起码要是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社会。然而，元朝灭亡于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制度已经崩溃，钞票如废纸，白银有大量外流。现代学者们估计，在明朝初年全国的白银存量只剩下不到一亿两，就这么点儿货币供应量是远远不足以支撑起明朝这样一个超大型的经济体继续去搞什么商品经济的。到了明朝初年，商品经济实际已经崩盘，经济基本面大体回归到了小农自然经济以及以物易物的原始商品交换形态。而明朝朝廷明明知道元朝是亡于货币制度崩溃，却也硬是不敢将货币制度回归到白银本位。这是因为在白银供应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行回归银本位，结果只能是恶性的通货紧缩。因此，朱元璋只得延续元朝的宝钞制度，依然发行纸币为官方流通货币，同时禁止白银在市场上流通，并且不接受纸币兑换成白银。这种无本位的纯粹信用纸币制度，其实也就是毫无信用可言。在洪武初年，朝廷颁布的货币标准是1贯宝钞纸币与1000文铜钱、1两银子或者0.25两黄金等值。当而市面上的米价是一石米1两银子左右。于是1贯宝钞就能买一石米，按照明制一石是76.5公斤。于此可见宝钞纸币的购买力在明初还是可以的。然而等到洪武三十年，米价竟然就涨到了一石米3贯500文钱，宝钞贬值了3.5倍。等到了明宣宗宣德年间，也就是朱元璋驾崩了三十年之后，宝钞贬值就已经达到了100倍之多。随后到明英宗正统年间，也就是朱元璋价崩了四十年之后，宝钞竟然贬值到了1000倍。再往后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也就是朱元璋驾崩了五十年之后，大明宝钞竟然贬值了2000倍，而这一切仅仅发生在洪武初年到成化年间的大约八十年时间里。到了这个时候，宝钞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货币的功能，有当代的学者对明朝徽州的土地买卖做了研究发现，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土地交易尚且主要是以宝钞来支付，但是到了宝钞贬值一百倍的宣德年间，土地交易就开始用宝钞配合粮食来共同支付。等到宝钞贬值达到一千倍的正统年间，也就是差不多在公元1450年之后，就再也见不到用宝钞来支付的记载了。从那时起，大额的土地交易开始普遍使用白银来支付。从明孝宗弘治年以后，也就是差不多在公元1500年以后，纸币宝钞变成了一种礼仪性的货币，大多只是在皇家赏赐的情况下，象征性的使用一下。而在真实的商品经济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大额交易用白银，小额交易用铜钱，钞票已经退出了商品流通，经济基本面逐渐开始回归于银本位主导下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然而，白银匮乏的问题依旧像紧箍咒一样拘束着明朝的商品经济。从1390年，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到1520年也就是正德十五年，一共130年的时间里，全国征收银矿开采税的总额大约是1139万5775两白银。而明代朝廷每年所征收的银矿开采税，大约相当于当年白银总产量的30%左右。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在明初的130年时间里，全国平均每年白银产量只有30万两上下。在130年间，全国新增的白银总数不到4000万两，再加上历史的存量总计还不到一亿五千万两，这么一点点的白银根本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紧跟着的问题就是，既然纸币不堪用，而贵金属货币又不够用。那么明朝朝廷究竟要如何掌控以及动员广大的社会资源呢？朱元璋选择干脆放弃货币经济，主动将商品经济活动的深度和广度都压制到最低的限度，将国民经济的基本盘最大限度的压缩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朝廷不再将货币作为税收的标的，不再征收货币税收来支配以商品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而是将征税标的直接设置为有形的物质财富本身。比如农业税就以征收稻米小麦为主，附加的也征收生丝、麻布、棉布等手工业产物和土特产。百姓还要承担徭役，也就是免费给官府干活，比如修桥铺路，比如修建城池或者兴修农田、水利等等。当然，朝廷也允许百姓拿货币来代替实物税负或者是徭役。比如在洪武八年，朱元璋颁布法令“凡商税科，钱钞兼收，钱十之三，钞十之七”。意思就是说，商业税可以用铜钱和纸钞来纳税，其中铜钱可以占比30%，而纸钞可以占到70%。而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也就是在公元1436年，朝廷允许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以及福建各省用白银来代替粮食交纳农业税。原来这些省份要以稻米和小麦来交纳农业税，共计400万石左右，折算成白银大约是100万两，那么折算的这笔税银也被称为叫做金花银。到了正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506年，朝廷又正式承认所谓的银差。意思是说老百姓所承担的一部分的徭役，也可以折算成银两来征收。所有这些以实物资产来交纳的税赋，就被称为本色。而用实物折算成相应货币金额来交税的，则被称之为折色。所谓的本色，实际上也就是劳动产物的使用价值。而所谓的折色，其实就是这些使用价值一旦投入市场交易所呈现出的交换价值。由此，朱元璋所定鼎的财政税收制度，其实就是以国家暴力为背书，以政治权利来直接征收使用价值和劳动本身，而仅仅以征收商品的交换价值为辅助性的财政工具。而这样一套专注于本色，专注于征用劳动产物的使用价值和劳动本身的财政税收体系要能行得通，就必须要建立在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够进行严密的人生控制的基础之上。为此，明朝朝廷在传统的编户齐民政策的基础之上，搞了一个威力加强版的黄册制和里甲制。所谓的编户齐民，就是将百姓以家庭户为单位编组起来加以管理，同时废除过去封建体制下地方上原有的贵族长老、族长等等地方领袖，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国君的臣民，这就是所谓的齐民总称。编户齐民既是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又是一种赋税制度，编户齐民有责任有义务，为国家完粮纳税，提供徭役和兵役。编户齐民起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承受于汉代而完备于明清。明朝开国之后，朝廷将全国百姓按照职业分成所谓的民户、军户、造户、匠户等等。这种田的读书的经商的这些就算是民户，而当兵的自然算是军户，而做工的就是匠户。而古代食盐的地位举足轻重，于是制盐的工人被单独编为造户等。在这个基础上，朝廷又陆续的下令另造军籍册、匠籍册、造籍册等，以加强对军户、匠户、造户的控制与使用。在具体造册的过程中，朝廷以户为单位，每户的籍贯、姓名、年龄、人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在册。按规定，户籍册每十年就要重新登记一次，每册是一式四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以及省府县的各级有关衙门，而送给户部的一册封面用的是黄纸，因此又被称之为叫做黄册。百姓一旦被编户齐民进入黄册，那么就以严刑峻法控制其不能任意改变自己的户籍。你家是军户就要世世代代的当兵，你家是匠户就要世世代代的做工，你家是造户就要世世代代的制盐、煮盐，世袭罔替。在黄册制的基础上，明朝又建设了以所谓卫所制度为主轴的基本军事制度。在洪武十七年，也就是在公元1384年，朝廷在全国的各个军事要地设立军事卫所，一个郡设置一个所，好几个郡连在一起，就设置一个军卫。112个人就变成一个百户所，1120人就变成一个千户所。每五个千户所，就形成一个军卫，人数大约是5600人左右。各个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也同时隶属于中央兵部，有事就调发出征，无事则还归卫所。那么编在黄册中的军户就在各个卫所当中，世代服役除非是立了大功，当了大官或者皇帝格外开恩，否则你是绝对不可能脱离军户的。与黄册制同时配套出台的是里甲制，规定每110户为一里，以人口和土地最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的一百户又分为十甲。每甲是十户，每年里长1名和甲首10名当差役，每十年轮换一次。里长和甲首的职责就是催办钱粮勾涉公事，其宗旨是要建立一种画地为牢的社会秩序，创造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运用超经济的政治强制力，将百姓通通的管束起来，并使之附寄在田土和其他工作场所当中，以此来为官府为朝廷提供源源不断的说服和徭役、兵役。由此可见，所谓我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会。实际上，朝廷这棵参天大树需要将吸收养分的树根一直向下扎根到田间地头的每一户人家，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之上。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明土地虽大，却没有一个村庄是多余的，大明人口虽众，再没有一个壮丁不能尽其所用。由此更可见，大明虽然在纸面上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建国的基本原则，口口声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也就是所谓的父亲慈爱而子女孝顺，兄长善良，而弟弟幼顺，丈夫公正而妻子顺从，长者仁爱而幼者孝顺。这看起来是一片和谐的其乐融融的田园牧歌。而实际上，却是严密的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正所谓满纸尽是仁义道德，而字缝里却都是吃人。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和劳动产物毫无自由流通可言，货币供应严重不足，与经济体本身的去货币化相辅相成，倒也是相得益彰。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都被压缩到了最低水平，生产要素无法按照市场自然活动形成的价格信号来合理配置，因而也就无法合理安排生产劳动本身，国民经济也就只能在萧条中缓慢的复苏。然而，在另一方面，本色主义的财政税收制度、编户其民黄册制、里甲制这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在元末明初，货币经济崩溃、商品经济崩盘、山河破碎，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又不失为是一种重建社会秩序与强大国家力量的一剂良药、一剂猛药。朝廷只有在切实掌握充分社会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动员起足够的力量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提供最起码的公共产物，比如国防，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明朝鼎立之初，朱元璋命令天下各州府县修置桥梁道路，从而使京师到各个行省都有陆路交通干道相联系，而比起陆路运输来，走水路更加省时省力、节省费用。明孝宗朝的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名臣丘俊，在其所著的《大学演艺部》当中，曾经讲到河漕是陆之费省计三四，海运是陆运之费省计七八。而意思就是说要是走河道漕运费用比走陆路省了三四成；而要是走海运航线，要比陆路运输节省七八成之多。因此，当时不管是朝廷易地调拨物资，还是商人远距离的贩运大宗商品，最重要的都是要巧妙的利用水运。而明清时期的水上运输，主要是利用长江、钱塘江、珠江、湘江和大运河等等水系。明成祖永乐年间，在迁都北京之后，为了方便南粮北运疏通了大运河，自临清至启宁北段的汇通河，到了嘉靖年间，又修复了通惠河。从此，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全线贯通，成为朝廷南北漕运和商人南北贩运商品的首选通道。有明一代，还在珠江三角洲上一共修筑堤坝181条，总计长度为22万399.5丈。这就大大提高了珠江的通航能力，几百吨的海船从此可以从珠江口一直开到广州城内的广州市舶司怀远码头。明朝朝廷还大力整治长江三峡，大大改善了长江的航运条件，使得货运船舶可以一直上溯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据学者统计，到了明末清初，我国内河商路航程已经达到了五万公里之长，而沿海的海上航线也已经达到了大约一万公里。在国防建设方面，明朝朝廷在卫所制的基础上，沿长城一线自东向西重点建设了九个边防重镇。分别是辽东镇、冀州镇、宣抚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固原镇、宁夏镇和甘肃镇合称九边，重点防范北元势力从蒙古高原上卷土重来。九边各镇都驻扎有重兵，到了万历朝的中期，也就是在大约公元1600年左右，九边重镇仅主兵就有高达六十万之多。再加上各种支援辅助部队总兵力不下百万之众，各边要积极备战，需要各种军用物资和给粮。还要给这么多的士兵支付军饷。所有这一切在明朝初年，大多都依赖于九边各镇所实行的屯田制，三成兵力披甲执锐守城。另外的七成兵力则屯垦农田，供应前面三成的战兵。等到了明英宗正统年之后，逐渐就从屯垦改成了由京师的太仓国库来供应，而各边所需要的军事开支在弘治和正德年间，也就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每年大约需要43万两白银。而到了嘉靖朝，每年需要花费高达270万两之多。而等到了万历朝，九边的军费开支竟然高达每年380余万两，几乎相当于明朝每年田赋收入的总数，明朝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为了应对九边重镇如无底洞一般的军事开支，从明朝建国之初，明朝朝廷就别出心裁的在实物本色主义的财政税收制度基础之上，设计了一套非常高明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商业利润为诱饵，动员商人的力量为边关输送军事物资。而这套为了解决军事融资问题而制定的金融国策，竟然在无意当中产生了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客观效果。这种军事凯恩斯主义与上述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超级凯恩斯主义一道，为明朝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全面复苏，为明朝商人集团的强势崛起，为全国性统一大市场的最终形成，乃至于为明朝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的挑战都铺平了道路，做好了准备。那么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金融国策呢？
2024年12月18日，芽菜、青葱等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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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一年的反击战，在晋冀鲁豫辖区内的国军已经全部被赶了出去，也就是说，现在的晋冀鲁豫是一个安全的内线根据地，不像的东北、西北和华东一样都是战区。最近美国国债遭到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给股市带来了压力，因为人们担心美联储可能会在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货币政策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