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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和作为明代的将领，大家只知其精通军事，但另一个本领更厉害首发2023-11-28 16:34·碎舟寒阅读开始前，烦请您点击一下“关注”，既能讨论分享，又能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谢谢您的支持!文|碎舟寒编辑|碎舟前言刘天和(1497－1545)，明代治水名臣，字养和，号松石，明代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罗铺锁口河人。刘氏善于治水，精通军事，为官清廉，颇有政绩，进士及第后，曾先后历任陕西巡按御史、金坛县丞、湖州知府、陕西巡抚、工部侍郎、兵部尚书等职。其中任职金坛期间，被朝廷考绩列为天下郡守第一而享有盛誉，主政兵部期间，总理三边军务，几败贺兰山一带进犯之敌，击退吉囊对凉州、宁夏之骚扰，屡建军功。由于刘天和政绩与军功显著，他在治水中的光芒往往被遮盖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当年治水可谓是无人能敌。明中期黄河形势与治水背景明代的建立，究其缘由，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元末黄河大水灾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明代以降，虽经大力治理，但黄河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转。整个明代中前期的近二百年时间里，黄河多次改道，在大清河与颍水之间纵横泛滥，多股分流，根本分不出何为黄河主流。在淮河以北形成了异常复杂的局面，明代治河较之前代更为困难，主要有两个因素掣肘。其一运河，明成祖之后，定鼎北京，赋税财物皆仰于江南，而运送江南财物的漕运航道遂成国脉之所在。张兆元在《分黄导淮议》中说:“汉唐若宋都秦都汴，岁漕粟不过数十万三十万二十万石而已，我国定鼎北平，非四百万石无以恃命。”明孝宗在诏书中更是明确地说:“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恐妨运道，致误国计……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所以保漕为明代治黄第一要务，漕运重于一切，一方面运河清河至徐州段附近由于借用黄河作为运道，此段黄、运重叠交叉，但常受黄河水患的侵扰时通时塞。另一方面徐州以北的山东运道又常受黄河北决冲淤而受阻，且徐州段运河也将水浅不能行漕舟，故明代治黄既要“遏黄保漕，又要“引黄济运”，首鼠两端，往往举足失措。其二护陵，朱明王朝的奠基者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其祖籍在淮泗，故明皇陵在凤阳，祖陵在泗州。在明前半期(洪武至弘治时期)因河患大多发生在河南开封附近的淮北地区，对归德、徐州以南的淮泗地区威胁不是很大，因之正德、嘉靖以前治淮鲜有提及保护陵寝事者。弘治年间，黄河在河南境内的北岸、南岸堤防相继修成，加之黄河由颖入淮的河道又于嘉靖初逐渐淤塞，黄河河患发生于河南的已较少，而是多移至山东和南直隶境内的中下游河段。淮河在归德以下、徐州以上河段屡屡决溢，淮泗之地逐渐成为河患威胁的重灾区。由于害怕淮河和洪泽湖水泛滥淹没皇祖陵，导致所谓的“王气中泄”，自正德、嘉靖始，保护泗州祖陵不受河患洪水冲击就成为明代治河的重大政治问题。但是，由于护陵要确保黄河南流不能过远，而保漕要求黄河要在不淤塞运道的前提下可以济运通漕。这一南一北的两大限制使明代治黄陷入政治、经济两大问题的苑囿之中，治黄与治运、保漕紧密联系在一起，回旋余地狭小，腾挪空间不大，成效大打折扣，水患因之加剧。正如明人谢肇淛在《北河纪》中所说:“今之治水者既惧伤田庐，又恐惊陵寝;既恐延日月，又欲省金钱”。“上护陵寝，恐其满而溢，中护运道，恐其泄而淤，下护城郭人民，恐其湮汩而生谤怨”。殆至嘉靖年间黄河形势日趋严峻，屡次决溢，造成重大损失。嘉靖六年，“河决曹、单、城武杨家、梁靖二口、吴士举庄，冲入鸡鸣台，夺运河”，“沛北皆为巨浸……沙泥聚奎，运道大阻。”嘉靖九年河决曹县，一自胡村寺东，东南至贾家坝入古黄河，由丁家道口至小浮桥入运河。一自胡村寺东北，分两支，一东南经虞城至砀山，合古黄河出徐州，一东北经单县长堤抵鱼台，漫为坡水，傍谷亭入运河。嘉靖十二年十月，赵皮寨向毫、泗、归、宿之流骤盛，东向梁靖之流渐微，梁靖岔河口东出谷亭之流遂绝，自济宁至徐、沛数百里运河淤塞，运道阻绝，情况十分危急。刘天和治水思想与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嘉靖十三年，守制在家的刘天和受命“着照原职，总理河道”，以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理河道。刘天和治水自嘉靖十三年始，至嘉靖十五年调任边关，总共两年多的时间，但是他立足调研，抓住主要矛盾，以人为本。在明代治黄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浓墨重彩的一笔，建立了不世功勋。亲自勘察，注重数据量化刘天和主持治河时间不长，但由于他能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认真总结采纳劳动人民的经验，因而他在河工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独到建树。据记载，他就任后，即“分遣属吏循河各支沿流而下，直抵出运河之口，逐段测其深浅广狭，纡直所向”，并据以绘制成图。他自己也实地巡视黄淮下游及汶、泗诸水，“所至虽断港故洲，渔夫农叟，亦罔弗咨，咨罔弗悉”。在其代表作《问水集》中，我们还能多次发现刘氏躬亲走访的真实记载：“村庄周遭积沙成巨堤，上复多柳，云以御水。询之，乃先于平地植低柳成行，以俟风沙传聚，旋自成堤，柳愈繁则沙愈聚，根株盘结，水至无害也。”正是得益于此次亲自勘察，刘天和改进发展了后来闻名于世的“植柳六法”，开创了生物治水的新阶段。于勘察中注重数据的量化分析，是刘天和超越前代治水者的一项创举，他在实地考察下游河道后得出结论：“孟津以下，河流甚广，荥泽漫溢至二三十里，封丘、祥符亦几十里许，而下流甚隘，一支出涡河口，广八十余丈，一支出宿迁小河口，广二十余丈。一支出徐州小浮桥口亦广二十余丈;三支不满一里。中州之多水患，不在兹欤?”以数据为基，一语就道出了黄河下游泛决的主要原因。在《治河之要》中他记载道，“今测赵皮寨东流从梁靖口下出徐州小浮桥之旧河，其河底视赵皮寨南流河底高丈有五尺，春间南流深丈六七尺，东流深一二尺，夏秋南流深二丈二三尺，东流深六七尺。”通过充分的调研测量，掌握第一手数据并作量化分析，对他了解整体形势，设计治河方案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时任钦差管河工部官员的杨旦、邵元吉在《治河始末》中记载了刘氏的工作方式，作者详细叙述了刘天和在勘测设计方面的细致周详。“时已寒冻，入春运舟且至，期限逼甚，(刘)乃测淤浅深，度河广狭，淤以尺计，工以日计，役巨期迫，公乃先测诸闸自水面至淤，自淤至闸底之浅深，而后逐里逐段止，测水之浅深即知淤之浅深矣。淤之浅深自数尺以至丈有九尺，通融计算各淤深一丈二尺九寸，议止浚一丈为准，复度河中心至岸广狭，自三十余步至四十五步一以四十五步为准”。刘天和治河亲自勘察黄河实际情况，相形度势，注重数据的量化分析，因此对地形地势、泥沙运动规律等认识都极为深刻，治理措施的出台就能切中要害。有的放矢，彻底摒弃了以往文人治河尚空谈的缺点，形成了自己的治河思想，这在明清治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为后代治河者所沿袭效仿。首重治运，抓住主要矛盾岑仲勉先生认为:明代治河不能发现和抓住治河的重点，作为决定方针的基据，方略的多样性、不统一性是造成河道频繁迁徙的重要原因。刘天和治河期间，首重治运，抓住此主要矛盾来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快速有效地实现了目标，因而避免了治河陷入困境。如前所述，明清时期徐州至淮阴段的五百四十里黄河也是京杭大运河的运道，但是黄河多患、迁徙无常使得该段运河漕运十分困难，运道经常被淤塞或冲决。嘉靖十三年“河决赵皮寨入淮，谷亭流绝，庙德口复淤”，自济宁南至徐、沛数百里运河淤塞，国计乏绝。所以，刘天和治河首重治运，力求治河、治运合一。他在《问水集》卷三《谢恩疏》中说:“伏以挽江海之粟以实京储。开亿万载太平之鸿业，注黄河之水以资漕运，成数千里利济之通津，自昔无闻，于今为盛。”在卷五《治河功成奉劾疏》更是明确指出:“臣窃惟运河国计所系，凡宗庙军国之需，营建宴赏之费，与夫四夷薄海之朝贡，京师万姓之仰给，举由是以达，而所虑为运河之患以，则惟黄河而已。”“运河国计所系”，一语道出了治河首重治运的关键意义。如何通漕，时议已有引黄河，浚闸河二说，经过他大量实地踏勘及研究历代乃至本朝治水名臣的经验著述，“周询广视，历考前闻”。以“黄河之当防者惟北岸为重”的方略，“酌缓急轻重之势，为疏浚修筑之宜”综合考量后决定双管齐下，北堵南疏，浚运道、筑堤防、修闸坝。其时已寒冻，入春漕舟且至，役巨期迫，运河诸闸乃永(乐)、弘(治)前后所建，高低不一，若下闸过低，则上闸易涸。刘天和令人逐一测量，一以枣林闸为准，用平准测浚深浅，俾舟行无滞。刘天和又亲赴现场测量，仅十天便议定谋协，拿出了施工方案，纤悉具备。对于另一个治黄难题护陵，此时陵寝问题尚不严峻，但是刘天和以防万一，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实地调研后指出：“左右筑堤，则西来龙脉交错北去，欲自陵前平地筑堤，则积水长盈，群工难措;欲东自直河口、西自黄冈口上下五十余里间善筑围绕，恐此堤一成，淮河泛涨之水稍能障其旁溢，而陵前湖河之水，又将遏之北侵矣。”强调了陵寝筑堤的重要性，但是修筑堤防，不能阻塞祖陵周围湖河之水的入淮通道，为此他精心设计了陵寝防洪坝，以备无虞。刘天和的工作方法和态度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嘉靖帝的高度褒奖，并委以重任“赐敕有竭诚体国之褒”，令南北畿辅、山东、河南文武监司而下，悉听节制，许一切便宜从事。结论刘天和治水既快且好，是在他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及时抓住治理黄淮运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的贯彻实施取得的。加之以刘氏严谨的勘察调研和体恤民夫的人文情怀以及独创的植柳六法堤防修筑技术，因此很快就取得了巨大功绩。不到三个月而功成，“百泉会流，千舰飞挽，岁漕四百万石如期到京，中外神之”，刘天和也得以加官晋爵，“晋公司马，勑总戍务三边”。我和妹妹也都失望至极，这本应是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聚会，却在不理解和冷漠中悄然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