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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是演出市场绕不开的话题。为了看演唱会，不少歌迷只得忍痛购买溢价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呼吁抵制黄牛。
2024年12月12日，专访｜董勇：没想到范总变成了喜剧人物原创2024-01-15 17:33·澎湃新闻《繁花》虽然收官了，黄河路上的热闹还未落幕。比如与汪小姐互道“江湖再见”的范总，他或许已经去深圳处理为厂子买的地，但南京路上已留下“三羊牌”的传奇，黄河路上也记得有个性格急躁却永远笑嘻嘻的杭州小老板，曾高歌一曲“安妮”。《繁花》剧照，董勇 饰 范总“我们到拍完都没有剧本，大概就给了我三四页纸，现场从来没见过有一本像其他剧组一样，订在一起的打印剧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到后来，都是当天到现场化完妆，在台子上会看见今天要拍的戏。”剧本都没有，更不用说人物小传，王家卫导演只告诉董勇，他饰演的范总是个浙江小老板，有一家针织厂。董勇想翻翻《繁花》原著，找一点依据，但马上又被导演告知，“剧本和小说的故事是两回事。”这个说法倒是让董勇觉得“正合心意”，“我个人的感受，有原著的剧作，如果先看书，一定会对影视剧失望，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人物设定形象都不一样。”虽然了解王家卫的创作习惯，但董勇没想到真的就这么点信息量，“跟我以前的表演习惯不太一样，我在打无准备之战。”《繁花》剧照进组第一场戏，就是三羊牌上市开卖，他至今还是有点遗憾，觉得当时没找好状态，根本就不知道范总应该怎么演。而且董勇也一直没明白，王家卫怎么从“彭德怀”这个角色（《彭德怀元帅》2016）中看出了他可以演范总，“那是一个非常沉稳，或者说很正的一个角色”。此前他几乎演了半辈子正面人物，尤其是警察，大多数导演和观众都只会把他和正气的角色联系在一起。因此，他完全没有想过喜剧方向，实际上一直到角色杀青，他都不觉得范总是剧里负责喜感的人物，“呈现成现在这样，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繁花》剧照范总式语言和范总味儿《繁花》剧中大多数演员讲上海话，偶有角色设定是外地人，讲普通话，但范总的设定是浙江小老板，王家卫要求董勇讲方言，也就是杭州话，试镜时他也是用方言表演的。但用方言演戏和用普通话演戏完全是两个概念，“你试试看，用普通话念一篇作文和用方言念，难度是完全不同的”，“有些词儿还要翻译成特有的俚语，更不一样。”此前董勇只有过一次方言演戏经历，北漂时期在《城市边缘人》中，演过一个在北京摆地摊的浙江人。好在他虽然在北京十几年，家乡杭州话也一直没忘记。但当董勇得知，这部剧后期还会再配一个普通话版本，他疑虑了，“当时这个事对于我来说特别震惊，我知道配译制片是相当难的，方言后期去配普通话，我觉得这跟译制片是一样的难度，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去，这个需要专业的配音演员。”而且董勇认为，这个人物配成普通话就失去了灵魂，效果会很差。“语言是代表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台词脱口而出，你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就像如果说有一天你在街上碰到一个过去的老朋友，他跟旁边的同事交流的全是法语，你会震惊吧。如果说成普通话的话，这个人物就没了，因为他的形象、性格、基调，是跟语言密不可分的，我配一遍普通话就不是现在的范总了。”考虑再三，他决定发明一种“新语言”，这套新语言体系要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能体现南方方言风格，二是后期不需要完全配成普通话的情况下，全国观众不用看字幕也都能听懂。结合剧情，董勇慢慢摸索出了范总特有的说话方法，“我现在的语言设定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一个南方人，但他到了上海，想跟上海人接近，去学一些‘侬’‘搞伐’这种话想融入他们的阶层，或者融入团体当中去。但他也会一着急说出自己口音。”《繁花》剧照跟哪个地方的人说话就带点对方的口音，不变的是范总说话的音调始终偏高，董勇认为这就是浙江话，或者说杭州话的重要特征，不能丢掉，“我是浙江人，我小时候就听过一句话，杭州人谈恋爱你都以为他们在吵架，因为说话调门特别高，而苏州人是吵架都以为在谈恋爱。。“语言关之后，是浙商的形象关。这对董勇来说，倒不是难事，“我现在是56岁，在北京生活了将近30年，但我还有25年是在杭州生活的，也看到过很多很多浙商，我从小就喜欢观察别人，那些记忆都在我脑子里，我现在表现的甚至还不是百分百的浙商。”“首先就要有一件羊绒大衣，因为看不上其他料子，穿的裤子都是吊脚，我见到很多喜欢抖脚，不停地分发香烟，包里永远有一只图章，因为随时要敲……”这只是外貌，更重要的是浙商的性格气质，“你看范总，只要他在那里，无论说话不说话，都有笑声在那儿。这些是融合了我见到过的几个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的人的形象，他们经常在笑声中看似稀里糊涂就把事办成了。你一到他就说你来了太好了，然后给你说点闲话，接着说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好好好，之后他就走了，你还没反应过来，他这事就办成了。笑其实是可以掩盖很多东西，比方说尴尬，求人办事之类的，也可以达成很多东西。”董勇马上给记者模仿了一下，对了，就是那个“范总”味儿。《繁花》剧照现在观众一想到范总，就能想起他学着汪小姐和宝总的“洋泾浜”（意思是不正宗的上海话），且人物形象生动如斯，笑脸常挂，令人印象深刻。但带着这些特点演戏的确很累，“因为一直在笑，经常会没气儿，而且我发明的语言语气会让我的声带变得很细。”“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的才华也就这些了”《繁花》播出期间，董勇跟着一起追剧，没想到《安妮》把大家逗乐了。“那场戏，是因为我前面那场戏是真着急，他只是突然释放了，范总是一个江浙沪一带，相当于城乡结合部的小老板，到了大上海，吵归吵闹归闹，如何把项目挽回来呢？我个人在演的时候都没往夸张的方向去演，导演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范总要演成一个喜剧人物。”他看的时候只是在遗憾，这个镜头当时早知道剪进去的话应该演得更好点。《繁花》剧照但阴差阳错被误认为是喜剧人物对董勇来说也不错，他坦言自己从小就非常喜欢喜剧，是看卓别林长大的，现在还带着女儿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后来也喜欢过金·凯瑞、憨豆，但因为戏路问题，他一直没能好好演个喜剧，“我没有往喜剧的方向去表演，可能现在的效果是逗别人笑了，这是个意外效果，现在很多人说看到范总很开心，也算是逗观众笑了。”某种程度上，也算弥补上了董勇的喜剧遗憾。没有剧本，更不存在人物分析，现在观众看到的喜感范总，是现场一天天和对手演员碰撞，一遍遍重来的结果。每天拍戏的基本流程是下午才开始演戏，王家卫觉得女演员早上起来容易水肿，下午才特别好看，之后拍到半夜。到了现场，首先会给一张纸的台词，然后导演给讲讲大概要拍的故事情节。董勇对本剧的联合导演们致以同情，“三年前我第一次见李爽导演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伙好帅，前段时间我去配音的时候见到他，就像个小老头一样。”就像观众在各种路演中听到的一样，就那么几页台词，演员在现场不停地磨，不停地拍，董勇也在路演里说过，作为曾经追求“一条过”的老演员，他不知所措。“其实有点茫然。这个茫然是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为什么要一遍一遍演。搞得现在我都觉得拍一两遍不行，你认为你对了，其实可能有很多是不对的，可能有千万条路可以走。我开玩笑说，王家卫导演是蓝翔挖掘机，一直在挖，人家都是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他希望在特别大的花园种特别大的花。当他喊过的时候，也就是意味着你真的再也演不出别的花样来了。”董勇有时候在现场感觉有点悲哀，“因为你会意识到，好像自己的才华也就这些了。200个群演陪着你，灯光道具陪着你来，给你最大的空间最好的条件，你有什么本事拿出来吧。我后来发现，当我觉得我已经固定了这个人物了，形象、语言方式等等，但我的感觉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他也有可能拍了15遍，每一条都跟你说好，因为我们每次都要看回放，每一条都要看自己。”就这样边拍边磨，磨了三个月，董勇才确定了范总这个人物的总体表演原则。剧中有一场戏，范总回酒店，在清洁工敲门之后，有意借故离开房间，把样品信息透露给李李，这场戏表明，范总并不是看上去那么清澈愚蠢，而是很精明的商人。董勇解释，“你们现在叫扮猪吃老虎，我们小时候叫，人要猪相，心里明朗。”后来董勇表演时，这八个字就是范总的关键词。拍到三个月才搞清楚人物分析，这对正常剧组来说不可想象，但一切在王家卫剧组都是合理的，董勇解释，“因为这三个月里不是每天拍，那点戏放在我们平常的电视剧组，拍两天都是对我客气的，基本上一天就拍完了。就算是很认真的一些剧组，最多5天也就能拍完。但在《繁花》剧组其实一直在拍，我先去拍了一场戏，回去休息几天，回去以后发现全部重拍，经常重复。”董勇也透露，那场戏本来也拍过李李亲自去看的版本，后来剧里变成了清洁工阿姨去看。“很多场都是这样，你要去问王导，我拍这场戏后来怎么回事，他说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你问他我拿把刀出去是杀人了吗？他说，有可能杀了，有可能没杀着人，也有可能把自己割伤了，有千万种可能。”《繁花》剧照这个做法确实有点违反演员的习惯，会让人觉得迷茫，但仔细想也有好处，“当你这场戏拍完以后回去很轻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以后拍什么，完全也不用准备，哈哈。”对董勇来讲，可能唯一的准备就是千万别掉肉，“我今天拍完了，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毕竟我也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对比同剧组的辛芷蕾，他已经觉得很幸福了，“李李（辛芷蕾）这三年唯一在做的事就是一直在减肥，可能都没吃过一顿饱饭……”虽然听起来不掉肉很幸福，实际上也不容易，2022年他一直没有拍，2023年他化完妆很高兴地准备去拍，A组的导演李爽给董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王家卫，王家卫直接让他回家增肥，“他说接不上前面的戏了。增肥痛苦得不得了，我用了7天左右时间，增重了11斤，半夜三点起来吃块奶油蛋糕。过去每个人都提醒我减肥，我觉得好痛苦，不能大吃大喝，现在我才知道，增肥要难得多，痛苦得多。”但是董勇感慨，这次的经历对他来讲，是颠覆式的启发，有非常大的帮助，“现在拍戏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很长时间去准备，可以有两种方法表演的话，我就希望拍两遍。”《繁花》剧照广告公司业务员和黄河路除了特别的杭沪普通话口音，总是匆匆忙忙吃着点心也是范总的特征之一。“比如他在唱《安妮》之前，他在那个角落等汪小姐，吃个油墩子，包括三羊开卖的时候，他也在沪联商厦门口又吃个油墩子，这种细节和他的人物，整体传达给人一种在他成为公司家之前，他是一个比较卑微的状态，我心里大概是知道的。剧本是在求人，我就得有求人的状态；他牛了，就是牛了的状态。”所谓的“成为公司家之前”的卑微状态，董勇并不陌生。《繁花》剧照上世纪90年代初，董勇还在杭州京剧团工作，一个月82块钱工资，“我记得很清楚，我永远在做梦发一张整的100块钱。”后来机缘巧合，他有机会去知名广告公司工作，一个月工资400元。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讲简直是巨额，于是毅然决然离开了京剧团，开始了打工人生活。求人办事和为项目操心的状态，董勇太了解了，“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按照记忆，重新来一遍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就是范总出场就有一个大哥大，那个时候我没有大哥大，那时候有大哥大的人简直是太牛了。”他在广告公司工作时，还真的去过的黄河路，记忆犹新。《繁花》剧照“那个时代，南京路上走路的人和黄河路上面走路的人，穿的都不一样，是两个世界。在南京路上走路的人，跟我穿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外头加大衣。黄河路上的人不穿秋裤的，没有秋衣的，穿衬衫，西装是小薄呢料，贴在身上。剧里的黄河路上，有一个广告牌叫金八仙的，我老板请客，我跟着去吃过。我去的金八仙没有至真园这么豪华。可能大家对那个时代的黄河路实在是没有理解，不是一个世界的，不要说外地人了，上海人也有大部分人没有去过黄河路。”董勇在广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最多的时候一年挣了7万块，那是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也是因此，他从广告公司辞职了，“我以为这一辈子都花不光这个钱了。”现实当然很残酷，没多久他就只能回杭州重操旧业，但人走茶凉，没了原本的人脉，他很快辞职，重新进入剧组里干活，“干副导演、灯光助理、摄影助理……干过好多岗位。”曾经做过的工作，干过的岗位，都是如今范总背后的那一片影子，“如果你善于观察，交际圈和朋友圈很广，干过很多种工作，对表演绝对有巨大的帮助。”《繁花》剧照董勇也为范总设计了一些细节，比如，范总一直走的是小碎步，但因为太多特写镜头了，表现得不多。更明显的，是那句“大家都是旁友（朋友）嘛”。“我每一部戏其实都会强调一句台词，希望让大家记住，他无数次在剧中去说这句‘大家都是旁友’，我们拍摄这一年多，所有工作人员都记住了这句话。这些都不在剧本里，我只能不断找机会放在戏里说。”还有范总一直在吃的油墩子，站着吃，蹲着也吃。这也是董勇在现场挑选的，导演组给了一些南方代表小吃，董勇觉得油墩子最有代表性，因为他的童年记忆里绝对少不了它。《繁花》剧照因为表演跨了好几年，董勇总觉得有遗憾，如果几年前拍的场次能拿出来重拍，他能表现得更好。但他最大的遗憾，是这个人物没有一个句点。“我跟导演要求范总这个人物最后应该因为交通意外死亡，我认为一个人物的结束，一定要有个结点，而不是被一语带过。我希望范总有一个大的结点，就是交通意外死了，或许能让人更有记忆点。”他举例，之前演的《黑洞》和《北平无战事》，人物结局都是死亡，都让观众印象很深刻，“我一直在劝说王导，只要电视剧里把我写死了，一定有好的收视率。”不过最终王家卫没能如他所愿。董勇感叹，其实作为演员，年轻刚出道时就想演各种各样的人，后来发现观众不太接受，只喜欢看他演警察，好像演别的都不认可，他也只能一本正经演了许多年，但他心里，始终还是想要塑造更不同的人物。与众不同略带喜感和浮夸的范总，对他来讲是很好的释放和突破，虽然真的演得很累，累到“每天收工时甚至感到恶心”。《繁花》剧照江汉是我人生的转折点相信一代人对董勇的记忆，是从《重案六组》开始的。他在其中饰演组里的神枪手江汉，帽子一戴，枪比眼快，又准又狠，那模样放在今天，绝对会被开发成流量预备役。董勇也承认，当年的《重案六组》和江汉，对他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没有江汉，哪有今天大家认识的董勇。”聊起《重案六组》，话头就收不住。《重案六组》截图“我自己老跟别人在开玩笑说，我们那个年代住在北京租的房子，租在燕郊，需要到大北窑拍戏，从家里出来，穿着自己的牛仔裤，到了现场，一把塑料枪，就真的从二楼往下跳，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之后穿着自己的衣服，坐公交车回去。现在剧组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过去拍所有戏，服装组会打电话，问董老师你家里有没有适合这个角色的衣服，可以带一点到剧组来。我拍《沉默的证人》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所有的警察都只能是皮夹克、牛仔衣，坏人都是西装革履。我们永远在外面，他们永远在包房，所以在那部戏里头，我自己花钱做了两套半西装穿到剧组，除了警服，其他服装都是我自己做的。”《警坛风云》截图看过《重案六组》系列的人，应该都有感受，第一季虽然画质最差，但可看性最高，董勇回忆，其实《重案六组》第一季源于一部未能完成的剧集《警坛风云》，“原来说要拍100集，后来有些问题，那个戏就没再拍了，之后导演跟李诚儒他们说，我们可以再把《警坛风云》捡起来。”不只观众遗憾，他自己也觉得“我们这群人没把《重案六组》演下去，是很大的遗憾”。董勇回忆，当时他演戏的初衷非常简单，“先养活自己”。 “拍《重案六组》拍到过年，紧接着去拍的《黑洞》，一年以后同时播出，我回到北京过年的时候，我发现天好蓝，所有人都在冲我点头，冲我笑，从一个北漂变成了一个在北京吃得起羊肉串的人。之前就是为了生活，接着戏了就有盒饭吃，很单纯。《重案六组》之前我穷了7个多月没戏拍，穷得不能再穷了，兜里10块钱能过一个月，对于我们北漂演员来说，能接一个戏就是生活的保障，什么火不火的，根本没想过。 “在江汉一角之后，董勇总算尝到了甜头，“因为当演员，我可以在北京租房子，可以买手机。”同时他也感到，被认可了以后，没有人再质疑他了，“最开始不被人认可的时候，到每个剧组都说我演得不对，导演就说，‘你该这么这么演’，我以为是对的，到了下个剧组，导演又说，‘你像是会演戏的吗？’三部戏下来，我就晕了，到底该怎么演？但当你一个风格出来了，被观众认可之后，别人来找你演戏，你都是对的。”董勇经历过国产剧，尤其是刑侦剧最黄金的时代，现在尽管由于网剧的出现，刑侦题材再一次成为热门，但无论怎么看，都没有曾经写实到像纪录片一般的感觉了。后来董勇也一直在演警察，2020年播出的《三叉戟》里的大棍子，是最近一次他塑造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警察角色。《三叉戟》剧照对于“警察专业户”这件事，董勇虽然有些不喜欢被贴上标签，让他很难尝试其他戏路，但他也坦言，如果能一直演一个角色，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如果《重案六组》可以像《老友记》一样拍10年，谁不愿意呢？每天都在演同一个人物，衣食住行都能够得到保障，谁不愿意？如果我一辈子能演的话，我愿意每天去，上班如囊中取物一般。”他觉得作为演员，无论角色类型，只要走在路上，观众叫的是角色名，就是他最大的成功，“如果叫出你的名字，你这辈子就是在演自己。”有趣的题外话是，董勇演警察演到后来，都已经能和便衣相认了，“我去体验生活的时候，警察告诉我，在马路上小偷一眼就能认出他是警察，就像猫一眼就能认出老鼠，老鼠一眼就能认出猫。后来我出去旅游，碰到有人跟我一起在商店里买东西，我一眼就能认出，我说你们是警察，人家说我早就认出你了，你是假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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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科华师校名之争武汉高校又添恩怨原创2023-05-07 10:32·吴sir一方天地没想到华科与华师起了争执因为一个校名简称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学校八竿子打不着现在居然暗地里掐起架来官方虽然还没有交手私底下却硝烟弥漫了事件起因在于华科最近以文件的形式发布了校名的简称声称自己有两个简称华科大与华中大你叫哪个都可以都是华中科技大学华师看到后不乐意了因为它一直都自称华中大而不是华师大都很长时间了华科的文件发布之后华师上上下下群情激愤——叫了多年的名字现在居然被夺走了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叫华中大你也叫华中大这不乱套了吗历史学科是华师的强项历史学院的一位二级教授翻出历史资料详细论证了华师的前身之一是民国时期的华中大学华中大妥妥地是它历史的一部分华中大这个品牌当然归属华师不愧是搞历史的专业人士有理有据论证到最后几乎声泪俱下说华师无论怎样都要保住自己的历史根脉华中师范大学可以无华师大但不可无华中大但华科显然也不买账道理也很简单既然大家前面都有华中这两个字你华师凭什么独占呢还有华中农业大学是不是也可以叫华中大呢去掉农业这两个字对华农可是求之不得的我算华中系的老大了简称华中大怎么不可以再说只是简称而已我又没有真的改名叫华中大学华科华师可能都想把带有特定标记的科技和师范去掉相比较而言华师当然更加迫切挂着师范的名号发展受限武大最早不也是师范么——武昌高师改名以后就像开了挂一样其他的中山大学、南京大学都是这么来的它酝酿着改名都酝酿几十年了但师范大学改名一律被教育部压着不让它改没有办法华科虽然不一定想把科技这两字去掉但也希望自己被看作是综合性大学名头更响发展空间更大华科是早年四大工学院之一现在在名头比其他几个响亮实际上得益于理科以及人文社科的发展不再是单纯的工科大学了工科学校里面除清华之外就数它在综合性大学的道路上走得远但它的底子毕竟有限免不了从其他学校挖人华师、武大都曾是挖角的对象记得有一段时间华师的农村问题研究搞得不错结果被华科挖走了好几个角儿去充实自己的社会学了华师估计有点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华科连武大的墙角都挖武大哲学院是一块老牌子树大根深但其中的大咖邓晓芒、欧阳康都被华科招揽过来给华科增色不少在武汉的高校里华师武大走得近它们都以文理见长学科相近学校又挨着往来方便武大的学科实力更强一些早年博士点稀少的时候华师这边没有就让高水平的老师在武大这边做兼职博导时机成熟了再自己申报一切都水到渠成偶尔武大也会沾沾华师教育学的光而华科华师这两个学校学科几乎没有交叉走得不近乎平时校领导们不怎么互访不过也没有太大的龃龉有时因挖人有一点小摩擦很快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次因为校名杠上了协商是不可能的了华科先下手为强直接用文件的形式昭告世人华中大这个牌子属于它这有点强抢的味道华科就有这么威武霸气华师咽不下这口气历史教授呼吁学校采取措施向上级机关进行申诉一定保住华中大的品牌和权益不知道学校有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不过我还没听说哪个学校因为校名冲突的问题向教育部提出申诉校领导都是候鸟干满一任之后就退下了何必要和另外一个强大的同行撕破脸皮干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呢学校又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学校再说拿这种事情去劳烦教育部领导也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他们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混到这个份上分寸拿捏得准准的华科华师都是部属高校共同上级是教育部教育部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每次都保持沉默法谚有云民不诉官不理作为仲裁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没有人较真通过正式的渠道来申诉就什么话都不说他们吵来吵去很快也就没有下文了这种事情不容易扯清楚就像很多学校校史延长了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也没有多少硬道理这种争议很难有定论再说高校领导听教育部的各高校的校友团不怎么听一旦把这些人得罪了就成为挨骂的靶子事儿不大是非不小无端得罪人的事少干为佳所以按照惯例这件事情很快会过去但恩怨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成为高校里闲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到头来什么都没有变化，这才是最让苏容卿难受的，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办。但难挨也要挨，存贷差一个点多是国际惯例，你过去能四五个点，公司还求着你借钱，只能说明公司的日子太好过了，钱太好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