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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建议日本央行做好退出量宽准备张丹丹：《诗经世本古义》述略2023-11-03 01:14·古籍摘要：《诗经世本古义》是明末出现的一部研究《诗经》的著作。其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将《诗经》依时代为次，重新排序，附会史实，颇受后人诟病。但该书取材宏富，汉晋以来之旧说，杂采并陈，且不株守一家之言，时有新见，自成体系。又考证《诗经》名物不厌其详，对清代的求实考据之风有一定影响。何楷，字玄子，福建漳州镇海卫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时，授户部主事，进员外郎，改刑科给事中。屡迁工科都给事中。崇祯十一年，贬为南京国子监丞。丁母忧，家居。服阕，廷臣交荐，召入京，都城已陷。福王擢楷户部右侍郎，督理钱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顺治二年，南都破，楷走杭州。从唐王入闽，擢户部尚书。漳州破，楷遂抑郁而卒。《明史》卷二七六有传。楷博综群书，寒暑勿辍，尤邃于经学。著有《古周易订诂》、《诗经世本古义》。《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卷首一卷，卷后一卷。有崇祯十四年刻本。《四库全书》所收当是据此本抄录。《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十二云此书“前有范景文序，林兰友序，曹学佺序，楷自序，次原引一首，附录《论风雅颂》三条。其书不依《毛诗》次第，略本郑氏《诗谱》，而杂以己意，以三百五篇，叙其时世，始夏少康之世《公刘》篇，迄周敬王之世《下泉》篇，凡二十八王，各为序引于前。末属引一首，仿《序卦传》体，以韵语明所以比属牵缀之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崇祯十四年刻本无范景文、林兰友之序，只有曹学佺序和何楷自序。通过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校，北大藏本应是较早的印本，很可能是初印本。《四库全书》本的正文与北大藏本大抵相同，但也有一些改动，其所据的本子当是稍后的挖改本。《四库全书》本有“篇次”，北大藏本没有，应是后印时补刻的结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诗经世本古义》的抄录是很认真的，但也有抄窜行甚至漏抄一整页的情况。求奇：按世序重新排列《诗经》篇目《诗经世本古义》完成于崇祯十四年。自序云“当其沉思莫解，寝食都忘，疑窾将开，鬼神如牖。亦阅七载，手不停披，斯已勤矣”。该书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以他认定的时代为次序，打乱了毛诗传统篇目排列次序，也打破了风雅颂以类相从的原则，因此名为《世本古义》。世序始于夏少康之世，以《公刘》、《七月》、《大田》、《甫田》诸篇为首，终于周敬王之世，以《曹风·下泉》之诗殿后。计夏少康之世诗八篇，殷盘庚之世诗一篇，殷高宗之世诗三篇，殷祖庚之世诗一篇，殷武乙之世诗五篇，殷文丁之世诗五篇，殷帝乙之世诗五篇，殷帝辛之世诗二十篇，周武王之世诗十三篇，周成王之世诗五十篇，周康王之世诗五篇，周昭王之世诗二篇，周共王之世诗一篇，周懿王之世诗一篇，周夷王之世诗三篇，周厉王之世诗十篇，周宣王之世诗二十篇，周幽王之世诗三十二篇，周平王之世诗三十四篇，周桓王之世诗三十二篇，周庄王之世诗九篇，周僖王之世诗二篇，周惠王之世诗十六篇，周襄王之世诗十五篇，周顷王之世诗一篇，周定王之世诗八篇，周景王之世诗二篇，周敬王之世诗一篇。三代有诗之世，共二十八王，因配以二十八宿，各为序目，分为二十八卷，卷下列出各章小引。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用韵语排比成文，论所以论列之意。何楷说诗，引证丰富，不拘一家之言：“先循之行墨以研其义，既证之他经以求其验，既又考之山川谱系以摭其实，既又寻之鸟兽草木以通其意，既又订之点画形声以正其误，既又杂引赋诗断章以尽其变。诸说兼详，而诗中之为世为人、若礼若乐，俱一一跃出。”至于“其诸义未安者，则附见之章句之后，欲使观者了其巅末，有所考镜焉。”何楷论《诗》，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以他认定的时代为次序，打乱了毛诗传统篇目排列次序，也打破风雅颂以类相从的原则，因此名为《世本古义》。此书自问世以来，就颇受争议，最大问题莫过于其穿凿附会史实，认定《诗经》各篇写作年代，重新排序。何楷常常凭己意断定《诗经》的内容，再牵合相关历史记载，断定世次，将诗篇联系起来，勾画出一个时代背景。如《皇皇者华》，何楷题下做小引曰：“《皇皇者华》，文王遣使臣之诗。”将该诗定于文王时作。其论证云：《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愚谓遣者其事也，教者其意也。所以定此诗为文王诗者，《晋语》胥臣言文王之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是诗亦以咨诹、咨谋、咨度、咨询为言，明是数事者，皆将于使臣乎取之，则奉使者其即八虞二虢之流乎？按《通志》云：“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寝疾，五日而地震，东西南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震，为人主也。'群臣皆恐，欲跅其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见妖，以罚有罪，我若有罪，若何逃罚？率德改行，其可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未几，疾愈。”意皇华之遣，当在此时也。考《竹书》，周地震在帝乙三年夏六月，因系此诗于帝乙之世。由《皇皇者华》文本中“咨诹”、“咨谋”、“咨度”、“咨询”，附会《晋语》记载中的“询”、“咨”、“度”、“谋”、“诹”，尚且有所依据；又据《通志》，以为周是由于地震，故而遣使臣，遂据《竹书》定该诗作于帝乙之世，则属个人推测。还有一些诗篇的世次纯属妄断。如《菁菁者莪》，题下小引曰：“乐育材也。其作于文王初立辟雍之日乎？”云：《竹书》纪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雍。按周自文王都丰之后，始建辟雍，其后武王仿之，故镐京亦有辟雍焉。诗之作，必美其所自始，故知《菁菁者莪》为文王咏也。看似依据《竹书》，实则强加一个“必”字，得出结论，可谓臆断有余，考据不足。又如《殷其雷》，按《竹书》，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作小引曰：“忧文王也。文王囚于羑里，其臣相与救之，室家明于大义，从而思之。”解释曰：何以知为忧文王也？以“殷其雷，在南山”二语知之。雷者，纣威也。南山者，周地也。是诗也，其闳夭、太颠辈室家之为之欤？且曰：首章言“莫敢或遑”，谓当宛转相机以图之，次章言“莫敢遑息”，谓当竭蹶趋事以图之，此章言“莫敢遑处”，则纣怒己可挽回，归期行且不逺，特不敢急遽求归耳。文王之时，不独为之臣者能笃忠贞，而其妇人亦能明于大义若此。《毛诗序》解此诗为“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对于此诗思念的对象，虽不必如《毛诗序》那样拘泥于“大夫”，但历来不管是今文学派还是近代儒者都不敢定其姓名时代，何楷却敢随意附会为文王时诗，言之凿凿。由上述分析可见，何楷断世次，多以《竹书纪年》推断，而不考《竹书》真伪，这是《诗经世本古义》的考据不如清代确切的极大弱点，因此受到批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二》批评《诗经世本古义》说“考《诗序》之传最古，已不能尽得作者名氏。故郑氏《诗谱》，阙有间焉。三家所述，如《关雎》出毕公，《黍离》出伯封之类，茫昧无据，儒者犹疑之弗传。楷乃于三千年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如《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之文，即指以为夏徵舒。此犹有一字之近也。《硕鼠》一诗，茫无指实，而指以为《左传》之魏寿馀，此孰见之而孰传之？”可谓一语中的。何楷居千载之下，考求古事，不免臆测，而三百五篇竟全以世次排列，秩序井然，成一系统，更显荒诞之处。李慈铭认为：“此书以时代先后为主，颠倒次第，始于《公刘》、《行苇》诸篇，谓在夏少康之世，此明人割裂古书之妄习。虽多存古义，采取颇富，而支离卤莽，得不胜失。”这种格局与当时受杨慎影响所形成的求奇炫博的学术风气有关，也与学术自身发展的轨迹相联系。何楷的一些论断，看似荒诞不经，实则亦有所本。一般认为《公刘》篇作于西周初期，而何楷在小引中认为其作于夏朝，别出心裁。然此异说，并非何楷原创。宋人金履祥已以为《公刘》为夏代作，何楷只是认同而已：乃金氏则以《七月》及《笃公刘》皆豳之遗诗。其说曰：“《笃公刘》之诗，下视商颂诸作，同一蹈厉。《七月》之诗，上视《五子之歌》、《夏小正》之属，与夏令时儆之辞，皆同一文轨也。岂至周召之时，而后始有如此之文哉？且周诗固有追述先公之事者，然皆明着其为后人之辞。《生民》之诗述后稷之事也，而终之曰`以迄于今'。《绵》之诗述古公之事也，而系之以文王之事。此皆后人之作也。若《笃公刘》之诗，极道冈阜、佩服、物用、里居之详，《七月》之诗，上至天文气候，下至草木昆虫，其声音、名物，图画所不能及。安有去之七百岁，而言情状物如此之详，若身亲见之者？又其末无一语追述之意，吾是以知其决为豳之旧诗也。况史氏已明言`诗人歌乐思其德'乎？噫!自载籍之不传，后世概以先公之事，为朴野不文之俗。胡不即近世而观之乎？两汉文物之久，而白狼之诗译于朝；李唐词章乐府之行，而凉州之遍、甘伊之声列于乐。况豳俗居雍土之中，岐梁之虚，而公刘接闻文教流传之后，又当变戎为华之初，为诸夏方新之邦乎？故《笃公刘》、《七月》之诗，端为豳公当时之诗，无疑也。”今按此说深为有理，故从之。但金履祥不过是偶一为之，何楷却变本加厉，从《诗经》中找出八篇所谓的夏诗，所定商诗竟达40篇之多。炫博：博采众长，不主一家何楷治学虽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汉晋以来之旧说，杂采并陈，不株守一家之言，可以说完全自成一家。除去排列世次，附会史实的弊端，犹足备采择者甚巨，不可以驳杂废矣。“譬诸搜罗七宝，造一不中规矩之巨器，虽百无所用，而毁以取材，则火齐木难，片片皆为珍物。百余年来，人人嗤点其书，而究不能废其书，职是故矣。”何楷论诗时有新解，以首篇《公刘》篇为例。如就“乃埸乃疆”，释“疆”、“埸”之区别，即很见功力：埸、疆，与《信南山》篇不同，此以边境言。《左传》云“疆埸之邑，一彼一此”，又云“疆埸无主，则民生心”，皆谓国之边境，非指田也。又云“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正此“乃埸乃疆”之义。但《说文》训疆为界，训埸为疆，既以疆埸并言，不应义都无别。愚意埸是防之于外，如远斥堠、固封守之事，以地至此易主，故名埸也；疆是备之于内，如严于掫、诘奸慝之事。观《孟子》言“入其疆”，则知疆是指境内言也。若田之疆埸，则以八家之田各有其主，己田之外即属易主，故旧说以埸为小界。一井之田，统为一疆，故旧说以疆为大界。所取不同，当以意通之。时公刘将有迁都之举，故先于疆埸致其警备，所以防外侮而固人心也。何氏并不尊毛，屡有难毛之处。首先，弃《序》言《诗》。《诗经世本古义》不录毛诗《小序》，而在每诗之下缀上自己的小引。《小序》认为《公刘》是周成王时诗，何楷则定为夏少康时诗，时代不同；又《诗序》认为此诗为召康公戒成王而追念公刘而作，何楷则认为是夏朝人因得公刘之恩惠而赞美公刘而作，目的不同。其次，对字义的认定上，何楷经常不同意毛传的说法。如解“何以舟之”之“舟”：“《说文》云`船也'。毛训为带，未见所出，且亦难通。”又如解“干戈戚扬”之“扬”：“毛以戚为斧，扬为钺，非是。扬之训钺，其义无所出也。扬，《说文》云：`飞举也。'字从手，盖谓以手举之，其运用之妙，则如飞也。”再次，对诗意的理解，何楷也经常不同意毛氏说法。对于公刘迁豳的原因，何楷认为公刘并非被迫迁徙，其引陈际泰云：“太王之迁也以迫逐。公刘之迁非以迫逐也，择而处之也。富庶之后而迁都，故其后遂大。”但何楷并非否定毛，对其合理之处亦采取。何楷解字义常引用毛传的说法，以作参考。如“于橐于囊”引毛传云“小曰橐，大曰囊”。“思辑用光”之“光”，引毛传云“显也”。“乃觏于京”之“觏”，引毛云“见也”。“于时言言，于时语语”，引毛云“直言曰言，论难曰语”。有时在引用毛传后，加以阐发。如：“君之宗之”引毛云“为之君，为之大宗也”。且阐释曰：“公刘自以一身为群臣之君宗也，对异姓之臣称君，对同姓之臣称宗。”“于时庐旅”的“庐”引毛传云：“寄也。”并阐释曰“庐是居舍之名，宾客舍其中寄。卫戴公庐于曹，亦谓寄在曹地也”。“既庶既繁”引毛传谓“公刘去豳，诸侯之从者十有八国焉。孔谓不知出何文”，继而说“愚意毛去古未远，定有所本。据此推之，则`既庶'指本国之众，`既繁'指他国之众也”。传统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只有篇名而没有内容。毛传认为“有其义而亡其辞”，郑笺认为“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意即序存而诗佚。朱熹解“亡”为“无”，认为笙诗“有声无辞”，并谓“毛传所谓有其义者，非真有”。何楷则认为六篇“笙诗”并非有目无辞，而是与《诗经》中其他篇目重名致误。他认为《南陔》即《草虫》，因为二章、三章，皆有“陟彼南山”之语，故曰《南陔》；《白华》即《采薇》，因为其四章曰“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常者，常棣也。常棣者，白棣也。隐《常棣》之名，而着其色曰《白华》也；《华黍》即《出车》，因为其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此则摘字为名，如《汉广》之类，其尤昭晰者也。《由庚》即《吉日》，以《吉日》“庚午”取之。《崇丘》即《绵蛮》，以“丘阿”、“丘隅”、“丘侧”取之。《由仪》即《菁菁者莪》，以“乐且有仪”取之。毛传独标兴体，何楷在《诗经世本古义》中打乱次序的诗篇每章之后，都标明了作法。纵观《诗经世本古义》所标的作法，计有赋、比、兴、比而赋、兴而赋、兴而比、兴之比、赋之兴、兴之比、比中有赋、兴之比又赋等十数种，以前三种为主。其实比中有赋、兴之比又赋等，转折太多，意义不明确。考证《诗经》名物的著作，在明以前并不多见，明代中期以后始有数种问世。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尤爱探求草木鸟虫究竟为何物。如：《大田》中有“去其螟螣，及其蟊贼”两句，螟螣蟊贼，旧说以为四虫名，皆害稼者。何楷则接连引用《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尔雅注疏》、李巡《尔雅注》、宋王安石《字说》、吴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毛诗诂训传》、宋罗愿《尔雅翼》、汉孔臧赋、汉许慎《说文解字》、《春秋含孳》、汉刘安《淮南子》、汉京房《京氏易传》、汉王充《论衡》、《礼记·月令》、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等十几种古人之学说，来考证螟、螣、蟊、贼究为何物，各有何特征，寻根究底，不厌其详。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为《诗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与广阔的视野。明代嘉靖年间出现了两部伪托古人撰写的《诗》学著作，即所谓子贡《诗传》和申培《诗说》。二书的特点，一是更改《诗经》的传统体制，诸如删去原有篇章，改变编排次序，改易诗篇篇名等；二是书中引及后世典籍，更露出作伪痕迹。《诗经世本古义》以学术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两书的矛盾和破绽。如《草虫》篇：《序》云：“《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朱子谓“未见能以礼自防之意，直以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按朱于诗意固为得之，而不能知其人，则不过闺情之常耳，有何关系？若《子贡传》，谓“南国之大夫，聘于京，师睹召公而归心焉”，此第依附召南以立说，要无稽据。《申培说》则云：“南国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终南，睹王室之多贤，相率以归心焉。”其泛斯甚。观篇中云“未见君子”，岂博及多贤之辞哉？从文本出发，分析诗中“未见君子”等语，完全是思妇怀情之作，看不出南国大夫表彰贤士归心之意。书中对《子贡传》和《申培说》的批驳之处甚多。何楷认为：“近时有伪《鲁诗》而托之子贡传者，其意觊与毛传并行，然缀拾浅陋，有识哂焉。”明确指斥其伪，显示出清醒的学术识见。复古：对考据学的贡献《四库全书总目》说：“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学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但是何楷的《诗经》学研究却不像明代初期一些经学家那样，以朱熹《集传》为准则，只是对《集传》进行发挥、阐述和订补。《诗经世本古义》释字义必引《说文》、《尔雅》，解诗意多涉《毛传》、《郑笺》，鲜明地体现出明末学术的复古风气。推陈出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着力探求新意，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对后人的诗经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渊源之一。晚明黄文焕撰的《诗经考》，是一本专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的书，受《诗经世本古义》的影响很大。“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畿甸，三曰人物，四曰天时地利，五曰兵农礼乐，六曰动植。仍以经文篇第为序，各标其目而解之，征引颇为繁富。惟爱博嗜奇，颇伤冗杂。其于人物，皆详其始末，成一列传，而又不着其所本，尤为曼衍。窥其用意，似欲与何楷《世本古义》抗行一时，然不似楷之穿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清朝秦松龄撰《毛诗日笺》，“取欧、苏、王、吕、程、李、辅、严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时顾炎武之言，互相参核，而断以己意。不专主《小序》，亦不专主《集传》”。“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尽有所考证。”明显受到《诗经世本古义》的影响。清代牟庭的《诗切》，尽弃《毛诗序》，而自作《诗小序》，时有改易《诗经》篇名者，与何楷的做法很相似，当是受其启发。而牟氏将《诗经》三百零五篇合并为二百八十一篇，则是更为大胆的举动。清代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多摒弃旧说，创立新说，其书中多次引用何楷的观点。可见，何楷博考名物、喜立新说的学术趣味，对清代《诗经》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仁井田好古所撰《毛诗补传》一书多次征引何楷之说，亦可见海外学者对《诗经世本古义》的重视。对于何楷的别出心裁，后人褒贬不一。其实，何氏改变《毛诗》原有次序，虽属武断，实则于《诗经》无损，不必深责。清代学者徐时栋曾改编《诗经世本古义》，将何氏打乱的篇目次序按《毛诗》原序“复位”，既消除了何氏原书的缺陷，便于翻阅寻检，又可见何氏所论世次，文字未改，精华俱在。徐氏的改定重装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现藏郑州大学图书馆。来源：《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