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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有别的更合理的解释吗？创作·评论丨杨碧薇：新诗演进中的北京诗人2023-10-19 15:00·红网新诗演进中的北京诗人——谈《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文/杨碧薇诗歌选本，是新诗传播中一种重要的形式。与个人诗集相比，选本具有更为综合的视野，可以提供多视角的阅读参照。近年来，诗歌选本层出不穷，其中较为常见的有年度选本、主题选本、同人选本等。在琳琅满目的选本中，作家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燃烧时间的灰烬——北京当代诗人十九家》（以下简称“《十九家》”）颇为打眼。这本强调“北京本土诗人”身份的诗歌选集，在诗学内外，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展现出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意义。为什么是北京诗人？对于这个问题，编者老贺在序言中谈到，本书的缘起是他在马高明家看到了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的《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以下简称“《十六家》”），受到触动。时隔三十余年，诗歌早已淡出大众视野，“北京诗人作为一种整体诗歌声音，文化现象，诗歌生态传承似乎被隐没了”。老贺的感受里，包含着新诗边缘化和“北京诗人”身份辨识的双重焦虑。纵观当代新诗史，不论是“白洋淀诗群”还是朦胧诗时期，北京都是中心式的存在。食指、北岛、芒克、多多、顾城等北京诗人的创作，对新诗乃至中国当代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绝对的“中心性”很快就消失了，这个过程中，文学退出时代的中心舞台，北京这座城市也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放眼全国，“北京”（本土）身份的焦虑，有着特殊的历史现实。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北京，新的杂居环境形成。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老北京的居住生态、市井结构、生活方式经历了多番调整，甚至不复存在。同时，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又面临着国际化的命题和全球化的冲击。国内和国际的双重推力，促使北京不停奔跑，也带来了“北京”身份的持续裂变——这个裂变一定是早于全国其他地区，亦有别于世界上别的地方的。一如黄燎原的感叹，“没有外地人的首都/和没有北京人的北京”（《没有》）。以上状况对应到文学里，便是一种“早熟”。无论是以前的《十六家》，抑或是现在的《十九家》，北京本土诗人的写作，整体上都呈现出早熟的气质。在文本结实度、创作完成度上，北京诗歌都为当代汉语诗歌交出了优秀的答卷。“北京诗歌”和“北京诗人”身份的焦虑，是“北京”身份焦虑的必然延伸。后现代现实下，中心性消失，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北京一度是新诗的中心，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新诗的生产日渐转变为“群岛”模式，即“多个散点”模式；互联网的普及，又使各地域诗歌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北京诗歌的中心性自然就瓦解了。后现代也在重塑地方性。在后现代的辐射下，旧有的地方性均在消失；北京也不再是过去的北京，老一代北京人的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正在变成时间的碎片，这其中又掺杂着他们不尽相同的个体记忆。如此情形下，辨识“北京诗人”的身份，就成为一种必要。近年来，以地域为主要划分依据的新诗选本越来越多，如《在河以北——“燕赵七子”诗选》《江南七子诗选》《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等。地域性的诗选，基本都潜藏着争取新诗话语权的内在诉求。地方上的诗歌后起力量，尤其需要集中亮相，以群体形象吸引更多注意力，争取更多外部资源。而这种抱团取暖的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并不为北京诗人所青睐。究其原因，虽然北京不再是绝对且唯一的诗歌中心，但在历史事实与文学源流中，它早已具备牢固的话语权基础。所以《十九家》的编选，倒并非为了重夺所谓话语权，而是基于最本质的身份焦虑。再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十九家》则与前一阶段的诗歌生态构成了对话关系——它既是对这些年新诗发展的补充与梳理，又是新诗自身结出的果实。因此，这一选本的产生可谓恰逢其时。在“群岛”生态下，新诗内部的差异性与共性值得玩味。一方面，优秀的诗人能够开拓自己的路数，创造出的文本各不相同；另一方面，新诗的同质化又很严重，大量的“套路”彼此复制，导致许多新诗文本缺乏辨识度。要在一个特定选本中辨识出新诗的差异性和共性，其实并不容易；从某种程度而言，对后者的辨识更是难上加难。而《十九家》中二者相得益彰，不得不说是阅读的惊喜。肉眼可见的，当然首推差异性。在这本书里，诗人的个体形象都十分鲜明：西川雄辩能言，充满自信；臧棣智性神秘，从不缺那一抹天真；刑天的诗歌隐隐透出一股侠气，有对正在消失的江湖伦理价值的曲折反映。个体差异落实到文本差异上：阿坚的诗歌洒脱灵活，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宋逖的诗歌雅而正，时常形同美声，他的《被略去的七行诗》有着稳定的叙述，诗中不同切片的交叉，带来多声部的交响；高星又是另一种风味，他为这本选集献上了一组边疆题材的诗，这些诗以“大地性”托底，语言姿态舒展自如，一如诗人本人的生活态度。与差异性密切相关的，是隐匿在文本背后的共性。首先，这本书里的北京诗人普遍具备扎实的写作基础。若以省级行政区（含直辖市、自治区）来划分，北京诗人的整体写作水准在全国范围内仍是领先的。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还具有某种完整性，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当代诗的基本面貌，宛如中国当代诗歌版图的缩印版。而其他地方未必具有这一特性。以云南为例，云南也算是后起的诗歌大省，拥有众多诗人，但云南诗人的创作，并未延伸到新诗的每一个边角。在云南诗人的书写中，乡土抒情占有很大的比重，城市经验则相对薄弱。北京诗人则各有各的发力点，这在整体上增强了北京诗歌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例如，雪迪的诗注重感觉的捕捉，对细微恍惚的情绪抓得很准，他在观察外部事物时也记录着诗的想象，选择的意象清透润洁；童蔚的诗感受丰富，具有多层的诗意褶皱，她的《星星的脚步踩亮了死亡的残酷》充满张力，《新街口》则启动了新的视觉表达方式，对北京城市空间的书写富有节奏感，仿佛利落的电影剪辑，能唤起一代北京人的城市记忆；殷龙龙的诗语言漂亮、自觉，有强烈的语言意识，他把北京方言与新诗语言结合得十分到位，他用北京方言撬开了新诗的诗意，又以新诗的诗意复苏了北京方言的老灵魂，他的《北京故事》里，“张大妈姓屈/曹大妈姓杨/刘大妈姓迟/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母亲就说我：没魂”“你揣起沉甸甸的落日/和我闷得儿蜜”等句子，在语言和诗意、生活和历史之间巧妙地穿行。其次，北京诗人的写作集中地呈现了诗歌这一文体的核心要素，即抒情。无论如何变化，《十九家》里的诗普遍具有抒情的特质。抒情，是汉语诗歌的源头，也是其根本性存在。北京诗人在进行多维度探索之时，不约而同地捍卫着汉语诗歌这一伟大的传统，真诚地提醒人们：诗并不遥远，它就源于人自身的情感力量。抒情之外，就是新鲜感觉。北京诗人的笔下保留了大量的新鲜感觉。“小鸟的晨歌，/是新鲜的，被柳叶铭记于心”（海城《灵魂轻如浮萍》）、“剪掉的头发很像钢笔水”（张爽《钢笔》）……莫非是调配新鲜感觉的好手，他“用松针写了光芒/用明月写了一个哈欠”（《霜降》），并直抒胸臆，“在云朵提着雨水的黄昏我想你在”（《我想你在》）。这些诗句无一不向我们表明：新鲜感觉，就是诗意的保鲜剂。抒情诗歌观，以及对于新鲜感觉的追寻，共同调出了《十九家》的底色。值得注意的还有年轻一代。在《十九家》里，诗人从50后到90后都有。王一舸、瓶子等年轻一代的书写，呈现出与前代北京诗人不同的面貌。他们的写作积极地面向当下群岛式的新诗话语，进入新的裂变和生长当中。这个生成中的秩序，不仅是汉语新诗发展演进的秩序，还是宏观历史进程的诗性折射。最后，再回到“当代”一词上。《十九家》在强调“北京”时，还突出了“当代”，实际上正蕴含着一种历史感、一种发展观。任何时候，“当代”都与“当下”密切相关，需要我们去观察，去参与，去开创。老贺的编选，正是颇具“当代性”的实践。这一实践行为将“北京身份”和“北京诗人”以问题的形式推到了时代幕布之前，在献上诗意盛宴时，也开启了新的诗学视野和研究视角，开辟了不一样的历史与文化观看路径。正因如此，低调、丰满而又结实的《十九家》不愧为一份优异的诗歌选本，它必将穿透时间的灰尘，在今后放出更大的光彩。（原载于2023年第3期《创作》）杨碧薇，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音乐、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下南洋》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共五部。